1967年，那是一個特殊的年份，時鐘的指針仿佛被無形的狂暴力量肆意撥弄，整個時代在喧囂與混亂中劇烈震顫。
1月26日，上海奪權風暴，裹挾著不可阻擋的磅礴氣勢，越過蜿蜒曲折的長江，以雷霆萬鈞、排山倒海之勢朝著安徽大地猛撲過來。消息如野火般迅速蔓延，原本平靜如鏡的安徽各地群眾組織，瞬間被卷入這股洶湧澎湃、勢不可擋的時代洪流之中。
街頭巷尾，仿佛在一夜之間被施了魔法，貼滿了大字報。那油墨未乾的字跡，在凜冽的寒風中微微卷曲，仿佛在瑟瑟發抖，又似在無聲地訴說著時代的瘋狂。廣播站裡，激昂尖銳的口號聲如潮水般此起彼伏，震得玻璃窗嗡嗡作響，仿佛要將這脆弱的玻璃震碎，讓那瘋狂的聲音傳得更遠。
從省會合肥到沿江的安慶、蕪湖，再到工業重鎮淮南，大大小小的群眾集會接連不斷。人們舉著鮮豔的紅旗，攥著語錄本，在刺骨的寒風中激烈辯論，那聲音仿佛要衝破雲霄。奪權的行動如同星火燎原，以風馳電掣之勢迅速在各個單位、街道、鄉村蔓延開來，所到之處，皆被這股瘋狂的浪潮席卷。
原本熟悉的鄰裡、同事，轉眼間因立場不同，仿佛中間隔了一道無法跨越的鴻溝。整個安徽大地，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亂與紛爭之中，硝煙彌漫，讓人喘不過氣來。
在這場風暴中，“奪權派”與“反奪權派”，仿佛燃燒著兩團火焰，臉頰因激動而漲得通紅，如同熟透的蘋果。聲嘶力竭地高聲呼喊“1·26奪權好得很”，那聲音仿佛要穿透一切阻礙，宣告著一個新時代的到來。在他們眼中，這場奪權是打破舊秩序、建立新世界的壯舉。
而“反奪權派”，如同暴風雨來臨前的天空，陰沉得可怕。他們扯著嗓子，用近乎嘶吼的聲音喊著“1·26奪權好個屁”。在他們看來，對方的行為是對現有秩序的野蠻破壞，是對穩定生活的無情踐踏，將“奪權派”視為妄圖顛覆一切的“反革命”“保皇派”，是社會的毒瘤，必須予以鏟除。
最初，好屁兩派還隻是在街頭展開激烈的辯論，那場麵如同兩軍對壘，唇槍舌劍，互不相讓。但隨著矛盾的不斷激化，衝突逐漸升級，如同火藥桶被點燃，一發不可收拾。不知從何時起，辯論場上開始出現推搡，原本的文鬥漸漸變了味，仿佛一場暴風雨前的預兆。
有人開始偷偷準備棍棒、刀具，那冰冷的武器在黑暗中閃爍著寒光。終於，在某個陰暗的角落，第一聲尖銳的刀械碰撞聲響起，如同一聲驚雷，打破了這脆弱的平衡，矛盾徹底激化到了動刀動槍的地步，一場血腥的廝殺即將拉開帷幕。
上級雖然敏銳地察覺到安徽局勢的嚴峻，多次下達指示，采取一係列措施試圖平息這場風波。工作組進駐各個地區，召開調解會議，張貼告示呼籲停止爭鬥。但這一切努力，就如同往熊熊燃燒的烈火中投入一捧細沙，僅僅能讓火焰短暫地黯淡一瞬，轉眼便又重新燃起，問題根本沒有得到實質性的解決。武鬥的規模不斷擴大，範圍也越來越廣，像一匹脫韁的野馬，在安徽大地上肆意狂奔，所到之處，一片狼藉。
合肥的街道上，裝甲車碾過碎石的轟鳴聲與槍聲交織在一起。淮南的工廠區，濃煙滾滾。雙方在殘垣斷壁間激烈交火，子彈呼嘯而過。安慶、蕪湖的江邊碼頭，市區也被當作戰鬥工事，那原本繁華的地方如今變成了戰場，一片混亂。兩派大規模的武裝衝突一觸即發，空氣中彌漫著刺鼻的硝煙味和血腥味，讓人不寒而栗。
7月6日，安慶“好派”與“屁派”在安慶紡織廠因一場激烈的辯論產生衝突，進而引發了一場慘烈的武鬥，致使多人受傷，鮮血染紅了地麵。當晚十點左右，一輛解放牌大卡車如脫韁的野馬，從三中附近快速駛出，在桐城境內百年河大橋下的河灘上，突然，車輛發生了意外，如同一隻折翼的鳥兒，重重地摔落在地上。同行28人中，有三位因車禍在這場意外中失去了生命。
此即所謂的“七·六事件”，安慶首次大規模武鬥就此拉開了序幕。為此，“屁派”以此為借口，向好派發難。第二天，在援越街吳越街）與人民路新宜路）相交的丁字路口，“屁派”抬著三具屍體遊街，那場麵如同一場恐怖的遊行。但當時他們並不說是車禍，而是汙蔑為對立派毆打致死，那謊言在人群中蔓延。安慶市民為之震驚，因而“屁派”取得了幾乎一邊倒的輿論支持，仿佛他們站在了正義的一方。隨屍遊行至文化館勸業場）之後，繼續前行。在子彈殼梓潼閣）附近，有一年輕女性勇敢地說出了車禍真相，那聲音如同黑暗中的一道曙光。結果卻出現了荒唐的一幕，“屁派”相關人員為報複，如同惡魔般要求該女子與死者親嘴，那行徑令人發指。
當天傍晚，天要黑不黑的時候，街上突然響起了警報。警報是百貨商場頂層鐘樓發出來的，那淒厲而恐怖的聲音如同死神的召喚，讓人毛骨悚然。安慶市民大多沒聽過，頓時慌亂一片，仿佛世界末日來臨。大概也就幾十秒鐘時間，整個大街就如被水洗過一樣，看不到一個人，人們紛紛躲藏起來，生怕被這瘋狂的浪潮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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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當時正從第一人民醫院黃家獅子路往錢牌樓家裡走，至三步兩橋江毛水餃門口，警報拉了起來，嚇得我不顧一切往家裡跑，慌亂之中還跑丟了一隻鞋，那狼狽的模樣至今仍曆曆在目。
此後二十多天，安慶局勢陷入極度混亂。那天，我懷著忐忑的心情進入安慶市區，隻見街上混亂不堪，如同一個被狂風肆虐過的廢墟。兩派武鬥人員分彆占據紅房子市糧食局大樓）、百貨大樓、市圖書館等製高點，那高高在上的姿態仿佛在宣告著他們的統治。這些佩帶“紅衛兵”袖章的人員手持步槍或衝鋒槍，冷槍聲不斷，那聲音如同死神的低語，讓人心驚膽戰。兩派大喇叭廣播著各自的節目，包括最高指示、造反口號、互相指責。
沿著人民路、吳越街轉到孝肅路，在翠芳照相館門前，我驚恐地發現一具男屍躺在血泊中。
離開孝肅路，經姚家口進入平心橋，平心橋5號門口的人們憤憤不平地訴說發生的事件。那憤怒的聲音如同火山爆發般噴湧而出。
第二天上午，我懷著複雜的心情前往西門縣下坡一帶訪問，之後得知市委大門樓內存放了不少武鬥中喪生的人員屍體有男有女，有工人有學生。他們靜靜地躺在那裡，仿佛在訴說著這場悲劇的殘酷。因天氣炎熱，屍體已有異味，蒼蠅到處亂飛，那場麵令人極度難受，仿佛置身於一個充滿死亡氣息的世界。
此次武鬥持續兩個多月，全市停工停產，如同一個被按下了暫停鍵的城市。影響範圍波及安慶八縣，水上交通一度中斷，國家財產遭受嚴重損失。
接下來的二十多天時間，安慶局勢一片混亂，失去控製。
據《“文化大革命”期間安慶大事記》簡要記述為：1967.07.12“造反派”燒毀市油粉廠棉籽庫。1967.07.18“造反派”炸了交通局大樓。1967.07.21“造反派”炸了市二中儀器樓。1967.07.24“造反派”炸毀專區水利局底樓。1967.07.28“造反派”炸毀軍分區了望台，並燒了市糧食局新蓋宿舍大樓。1967.07.29“造反派”燒了森工局大樓……。
在這動蕩不安的歲月裡，我的家庭也無可避免地被卷入了時代的旋渦之中，如同一隻無助的小船，在狂風暴雨中飄搖。父親，這位曾經在戰場上出生入死，為新中國的成立立下汗馬功勞的老兵，此刻卻被審查的陰雲籠罩。往日裡那個挺拔威武、眼神堅毅的父親，變得沉默寡言，眼中滿是疲憊與無奈。
母親，這位看似柔弱的女性，用她並不寬厚的肩膀，獨自撐起了整個家庭的重擔。每天天還沒亮，她就悄悄起床，在昏暗的燈光下為一家人準備簡單的飯菜。那忙碌的身影如同一個不知疲倦的陀螺，在狹小的廚房裡來回穿梭。
她輕手輕腳地打開米缸，舀出適量的米，小心翼翼地淘洗著，生怕那嘩啦的流水聲驚擾了家人的美夢。接著，她又熟練地切著鹹菜，那刀與案板碰撞發出的“篤篤”聲，在寂靜的清晨裡顯得格外清晰。不一會兒，灶台上便升騰起嫋嫋炊煙，帶著飯菜的香氣彌漫在整個屋子。
等飯菜做好，母親顧不上自己吃一口，就又趕忙去叫我們起床。她溫柔地輕聲呼喚著我和哥哥姐姐的名字，那聲音仿佛帶著一種魔力，能驅散我們所有的困意。看著我們睡眼惺忪地坐起來，她又細心地幫我們整理好衣服，叮囑我們要吃飽穿暖。
白天，母親更是片刻不得閒。家裡有一大堆的活計等著她去做，洗衣服、打掃屋子、喂雞喂鴨……每一項都做得井井有條。她蹲在洗衣盆前，用力地揉搓著衣服，那粗糙的雙手在冰冷的水中泡得通紅，可她卻沒有絲毫的抱怨。
為了補貼家用，母親還會去附近的工廠做一些零工。她總是早早地出門，晚上很晚才回來。有時候，她累得腰都直不起來，但隻要看到我們，臉上就會立刻露出溫暖的笑容。那笑容裡，飽含著對我們的愛和對生活的希望。
記得有一次，我半夜發起了高燒。母親心急如焚，顧不上自己疲憊的身體，立刻背起我就往醫院跑。外麵狂風呼嘯，大雨傾盆而下，母親深一腳淺一腳地在泥濘的路上走著，雨水打濕了她的頭發和衣服，可她卻緊緊地把我護在懷裡，生怕我再受到一點傷害。
到了醫院，母親又是掛號，又是找醫生，忙得不可開交。直到醫生說我並無大礙，隻需要吃點藥、好好休息就行了，她那顆懸著的心才落了下來。那一夜，母親一直守在我的床邊，時不時地用手摸摸我的額頭，看看我的燒退了沒有。在母親的悉心照料下，我的病很快就好了。
母親不僅在生活上無微不至地照顧我們，還非常注重我們的學習。每天晚上，等我們做完作業，她都會認真地檢查一遍。雖然她文化程度不高，但她總是儘力去理解我們所學的內容，遇到不懂的地方，還會虛心地向我們請教。她用自己的行動告訴我們，學習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隻有通過知識才能改變命運。
母親的愛，就像一盞明燈，照亮了我們前行的道路；母親的愛，就像一股清泉，滋潤著我們的心田。在母親的影響下，我們一家人雖然生活並不富裕，但卻充滿了溫暖和幸福。(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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