臘月裡的風，像一把蘸了鹽水的鈍刀，在高邑縣一馬平川的原野上，不緊不慢地割著。它割裂了凍得硬邦邦的田地，割破了光禿禿的楊樹枝，也割著菊花那張早已失去水分的臉。她端著一個沉甸甸的搪瓷尿盆從裡屋挪出來，盆沿掛著一圈冰琉璃，碰在掉漆的木門框上，發出清脆又沉悶的“當啷”聲，像是為這死水般的日子敲響的破鐘。
裡屋炕上，男人喉嚨裡堵著一口永遠也咳不乾淨的痰，發出“呼嚕呼嚕”的聲響，像夏日沼澤地裡垂死的蛤蟆。五年前那場腦血栓，像一條無形的鞭子，猛地抽歪了他的半邊身子，抽走了他說話的能力，也抽乾了這家最後一點活氣。他成了一具還有溫度的、需要吃喝拉撒的活物，被釘在了這鋪土炕上，用唯一能稍微動彈的左手，死死抓著命運的欄杆，指甲縫裡塞滿了黑泥與絕望。
日頭灰白，有氣無力地懸在東南方，像個凍僵的燒餅。牆頭上那座老舊的掛鐘，鐘擺走得慢吞吞，每一秒都仿佛要用儘全身力氣。菊花有時會覺得，那鐘擺遲早會像她男人一樣，在某一個清晨徹底停擺。這日子啊，過得比院門口那棵歪脖子老槐樹還糙。樹皮皴裂，虯枝盤桓，年年歲歲頂著風沙嚴寒，可到了春天，好歹還能冒出幾星綠芽。她呢？她的春天早就埋進了這片望不到頭的凍土之下。
窗外，幾根黑皮電線在西北風裡嗡嗡地抖動著，像幾根瀕死的琴弦。那是拴柱前天剛來換的新線。想到拴柱，菊花心裡像被麥芒紮了一下，細微的刺痛過後，是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麻。
正想著，院牆外就傳來了那熟悉的、帶著點小心翼翼的聲音。
“菊嫂。”
菊花抬眼看過去。解拴柱穿著一身藏藍色的、油漬麻花的電工服，提著一個半舊不新的綠色電工包，站在院門口。他那頂棉帽的兩個耳朵沒係帶，在風裡忽閃著，真像兩隻垂頭喪氣的黑老鴰翅膀。他跺著腳，解放鞋上沾著的雪沫子紛紛揚揚地落下，眼睛卻先越過菊花的肩膀，往黑黢黢的裡屋瞟了瞟，聲音壓得低低的：“哥今天……好些不？”
菊花沒吱聲，喉嚨裡像塞了一團棉花。她默默地轉身，拎起爐子上的鋁壺，往一個印著紅字的搪瓷缸子裡倒水。滾開的水衝起一股白茫茫的蒸汽，瞬間把她那張布滿細紋的臉籠罩其中，眉眼都變得模糊不清，隻有一種常年累月積攢下來的疲憊，穿透水汽，清晰地彌漫開來。
拴柱也不等她回答，熟門熟路地走到屋簷下的電表箱旁，踮起腳，用一把螺絲刀撬開那生鏽的鐵皮蓋子，手指頭在裡麵撥弄了幾下。隻聽“哢噠”一聲輕響，屋裡那盞蒙了厚厚一層灰、昏黃如豆的燈泡，突然像是回光返照般，猛地亮堂了一些。原來不是電壓不穩，是燈泡自個兒臟得都快喘不過氣了。菊花看著那驟然明亮些的光線，心裡頭說不上是什麼滋味。這點亮光，照不亮她的前程，也化不開她心頭的冰，反倒把屋裡的寒酸和淩亂照得更加分明。
就在這時，裡屋傳來“哐當”一聲悶響，緊接著是物體拖拽摩擦地麵的刺耳聲音。
兩人幾乎是同時衝了進去。
隻見那個黃漆的尿壺翻倒在炕沿下，裡麵黃澄澄的尿液潑灑出來，在坑窪不平的磚地上肆意橫流，散發出濃烈刺鼻的腥臊氣。男人歪倒在褥子上，半邊身子探出炕沿，那隻尚能活動的左手，青筋暴起如同扭曲的蚯蚓，死死地攥著炕沿的木頭邊緣，指關節因為用力而泛出死白色。他歪斜的嘴角不受控製地流著涎水，混濁的眼睛裡，是一種近乎野獸般的痛苦和屈辱。
拴柱二話不說，轉身就去院裡水缸舀水。菊花則默默地拿起牆角已經看不出本色的抹布，蹲下身，開始擦拭地上的狼藉。她彎腰的時候，後腰處一截暗紅色的毛衣滑了上去，露出一小片皮膚。那皮膚上，凍瘡疊著凍瘡，新舊疤痕交織在一起，形成一種醜陋而令人心酸的圖案，像是這片土地貧瘠的縮影。
拴柱端著半盆溫水進來，看到那片腰肉，眼神像被燙到一樣，猛地彆開了臉，喉結上下劇烈地滾動了一下。他把盆放在炕邊的板凳上，擰了一把熱毛巾，遞給菊花。菊花接過來，默默地給男人擦拭嘴角和胸口。
空氣中彌漫著尿臊味、藥味和一種屬於久病之人的、衰敗的氣息。
“小軍在石家莊……咋樣了？”拴柱靠在門框上，從口袋裡摸出煙卷和火柴，劃了好幾根才點著，試圖找點話打破這令人窒息的沉默。
“還能咋樣？”菊花的聲音乾澀，像秋日陽光下暴曬過頭的豆莢，輕輕一碰就能碎裂開來，“在工地上搬磚唄。一天一百二，管頓晌午飯。二十五了，連個說媒的都快絕跡了……誰家姑娘肯往這火坑裡跳？”她的話像是在說給拴柱聽，又像是在自言自語，每一個字都帶著認命後的麻木。
拴柱深吸了一口煙，辛辣的煙霧似乎讓他鎮定了一些。他沒接話，隻是默默地聽著。黃昏的影子開始拉長，像墨汁滴入了清水，緩慢地侵蝕著屋裡的光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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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了，菊嫂。”拴柱把煙屁股在鞋底摁滅，提起電工包。
菊花站起身，送他到屋門口。
就在要跨出院門的那一刻，拴柱突然停下腳步，從電工包側麵的口袋裡掏出一個網兜，飛快地塞到菊花手裡。網兜裡是五六根香蕉，皮已經有些發黑，帶著磕碰的痕跡。
“供電所發的福利，”他說話時依舊不敢看她的眼睛，目光遊離在院子裡那堆柴火上，“我一人也吃不完，放我那兒也是爛掉……給孩子，或者……給哥補充點營養。”
菊花握著那網兜，香蕉表皮那點殘存的、來自屋裡的微弱暖氣，透過網眼傳到她冰涼的掌心。她怔怔地站在那裡，看著那個穿著臃腫電工服的背影，有些佝僂地融進越來越濃的暮色裡，腳步聲在凍土上咯吱作響，漸行漸遠。
二十年前的冬天，好像也是這麼冷。兩個年紀相仿的後生，幾乎同時托了媒人踏進她家的門檻。一個是家裡有嶄新拖拉機的，就是現在炕上躺著的這個；另一個，就是剛才離開的、話不多隻知道埋頭乾活的解拴柱。她爹娘選了有拖拉機的，覺得那是實打實的光景，是能拉著日子往前奔的鐵牛。她呢？她那時候心裡有點慌，也說不上更喜歡誰，隻覺得爹娘總不會錯。後來，她聽說拴柱躲在家裡喝了三天悶酒，醉得不省人事。
現在，那台曾經象征著希望和光景的拖拉機，早就鏽跡斑斑地趴在院角，被柴草覆蓋，成了一堆廢鐵。而那個當年輸掉了姻緣的人，卻像一根沉默的椽子，總是在她覺得日子快要塌下來的時候，悄沒聲地過來，支那麼一下。
夜風更緊了，卷著細碎的雪沫，打在窗戶的塑料布上，發出“沙沙”的響聲，像是無數隻小蟲在啃噬著夜晚。裡屋又傳來那永無止境的、拉風箱般的咳嗽聲。
菊花低頭看了看手裡的香蕉，轉身進屋，小心翼翼地把它藏進碗櫃最底層，用幾個空碗倒扣著蓋住。那動作，謹慎得如同在掩埋一個見不得光的秘密，一個在這片厚重凍土下，唯一還能讓她感覺到一絲暖意的秘密。屋外，風還在不知疲倦地刮著，預示著這個冬天，還漫長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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