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函。
這三個冰冷的鉛字像淬了毒的鋼針，狠狠刺入趙子軒的瞳孔。
他幾乎是屏住呼吸，才讀完了那段蠻橫的文字。
某攝影文化公司聲稱，他在“鄉村振興實驗區”展覽中使用的村口老戲台照片，侵犯了該公司的獨家版權，要求立即撤下照片、公開道歉，並賠償經濟損失五萬元。
荒謬！
趙子軒的胸口像被巨石堵住，一股怒火從腹腔直衝天靈蓋。
那張照片是他親自拍的，就在兩個月前，用的是他那台摔過好幾次的舊單反。
他甚至記得那天下午的光線，記得戲台角落裡那窩忘了歸巢的螞蟻。
這怎麼可能成了彆人的版權？
他幾乎是顫抖著手點開律師函附帶的證據鏈接，網頁跳轉，一張高清圖片赫然在目——正是那座飽經風霜的老戲台。
圖片右下角，一個半透明的水印宣告著所有權。
他猛地將圖片放大，瞳孔驟然收縮。
他看到了，在戲台斑駁的梁柱上，貼著幾張歪歪扭扭的紙條。
那是展覽籌備時，他讓村裡的孩子們寫下的“願望清單”。
有的寫著“想吃一次城裡的漢堡”，有的畫了個太陽，旁邊標注“希望奶奶的腿快點好”。
而現在，這家公司不僅將戲台本身，連同這些稚嫩的筆跡、這些鄉村最質樸的期望，一並打包，蓋上了名為“版權”的冰冷印章。
五萬塊錢不是小數目，但此刻在趙子軒眼裡，這筆錢的侮辱性遠超其價值本身。
這不是勒索，這是對記憶的掠奪，是對根的刨除。
他猛地站起身，在房間裡煩躁地踱步。
憤怒的情緒像困獸，在他胸中左衝右突，最終，他停在窗前，看著遠處村莊模糊的輪廓，一個瘋狂而決絕的念頭破土而出。
他要反擊。
不是在法庭上，不是在律師的唇槍舌劍裡，而是在他們最意想不到的戰場上。
他衝回電腦前，雙手在鍵盤上疾飛，一篇名為“還我老家”的行動倡議書一氣嗬成。
他沒有解釋複雜的版權糾紛，隻用最簡單直白的話語發問：“我們的記憶，誰有權定價？我們的願望，誰有權買斷？”
行動很簡單：邀請所有老家的村民，找到一塊木板，一支炭筆，或者任何能寫字的東西，重新寫下自己的願望，然後拍成一條短視頻。
他把倡議書發進了村民群，然後將自己的手機鏡頭對準了一塊撿來的舊木板，用粗糲的炭筆一筆一劃地寫下：“希望老家的戲台，永遠唱我們自己的戲。”
視頻的結尾，他加上了一行大字：“這些字，生來就不該被買斷。”
仿佛一顆火星落入乾草堆，這條視頻瞬間引爆了沉寂的鄉村網絡。
第一個響應的是村裡的李大爺，他對著鏡頭，用顫抖的手在磨盤上寫下“想喝上自來水”。
接著，是那個給奶奶祈福的小女孩，她這次沒寫字，而是畫了一個大大的笑臉，怯生生地說：“這是我媽媽唯一認得的模樣，它不賣。”
一夜之間，上百條粗糙卻真實的視頻湧入“還我老家”這個臨時創建的話題標簽。
泥牆、木門、拖拉機車鬥、甚至是一塊牛皮癬廣告的空白處，都成了願望的載體。
鏡頭搖晃，光線昏暗，卻有一股生猛的力量破土而出，彙成一股無法忽視的洪流。
林楓是在淩晨三點被電話吵醒的。
他看著手機屏幕上不斷飆升的話題熱度，立刻明白了對方的險惡用心。
這不是為了區區五萬塊錢。
這是資本用自己最擅長的規則武器，對他們這些“野路子”發起的精準絞殺。
一旦展覽被定義為“侵權”，那麼整個“鄉村振興實驗區”的敘事合法性都會被動搖，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會被貼上“不專業、不合規”的標簽，進而失去公信力和話語權。
他撥通了林主任的電話，聲音因壓抑著憤怒而顯得有些沙啞：“林主任，我們不能順著他們的邏輯走。我想把整個展覽內容，包括那些照片和村民的願望清單，打包申報為‘民間口述史采集項目’。”
電話那頭沉默了片刻。
林主任的聲音帶著一絲疲憊和猶豫：“這個路子……倒是可以嘗試申請文化保護專項資金。但有個硬性規定，這類項目必須由具備資質的高校或研究機構牽頭。”
“高校……”林楓腦中瞬間閃過一個名字。
他掛斷電話，沒有絲毫猶豫，直接撥給了蘇晚晴。
電話接通時，蘇晚晴那邊似乎也是一個不眠之夜，背景音裡有鍵盤敲擊的雜音。
林楓長話短說，將情況和盤托出。
蘇晚晴隻問了一句：“你需要我做什麼？”
“以青大社會學係的名義，提交一份田野調查項目申請。我們需要一個官方的身份，一個能對抗資本敘事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