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主編的手稿就放在桌上，薄薄一疊，卻重若千鈞。
林楓指尖觸碰紙張的邊緣，一種粗糙而真實的質感傳來，與他平日裡接觸的冰冷屏幕截然不同。
稿紙的標題是用鋼筆手寫的，筆鋒瘦硬，帶著一股不容置喙的力道——《論悼詞的政治學》。
他一頁一頁地翻下去，呼吸逐漸變得凝重。
這並非一篇理論空談的文章，而是一部用血淚和被刪除的字符寫成的民間哀悼史。
鄭主編以驚人的毅力，梳理了近十年來那些被悄然抹去的悼文，從一位因公殉職卻被定性為“操作不當”的消防員，到一個在網上為陌生冤案發聲而被“消失”的普通網友。
每一個案例背後，都是一個家庭被壓抑的悲慟和被剝奪的記憶。
文章的邏輯線如同一把鋒利的手術刀，精準地剖開了權力的運作肌理。
它論述了當一個係統開始審查和修改普通人的哀思時，它就不再僅僅是管理社會，而是在篡奪人性中最基本的情感歸屬。
林楓讀到那些被修改得麵目全非的悼詞，原文中充滿愛與追憶的句子，被替換成了千篇一律的“識大體、顧大局”的官方套話，一股寒意從胸口直衝頭頂。
當他看到文末那句結論時，整個身體都僵住了。
鄭主編寫道：“當死亡不再屬於家屬，而歸於係統審批，那墳頭的土，也就成了權力的封印。”
這句話像一枚釘子，狠狠楔入林楓的腦海。
他仿佛能看到無數個沉默的墳頭，上麵覆蓋的不是親人思念的淚水，而是一張張蓋著紅章的“批準書”。
悲傷，這種最私密、最本能的情感，竟然也需要一張通行證。
窗外的喧囂仿佛在瞬間遠去，寢室裡隻剩下他急促的心跳聲。
他緩緩合上手稿，指節因為用力而微微發白。
長久以來積壓在心中的憤懣、迷茫和一絲若有若無的希望，在這一刻被徹底點燃。
他抬起頭，目光穿透狹小的寢室，望向遠方那片灰蒙蒙的天空，一個瘋狂而清晰的計劃在他腦中成型。
他抓起手機，在四人小組的群裡發了一條信息：“緊急會議，馬上到天台。”
夜風凜冽，吹得天台的欄杆嗡嗡作響。
張野、趙子軒和陳默趕到時，看到林楓正背對著他們，眺望著城市的燈火。
“出什麼事了？”張野第一個開口，他的聲音總是帶著一股沉穩。
林楓轉過身，沒有多餘的廢話，直接將鄭主編的手稿遞了過去。
“你們先看看這個。”
三人圍著手機的手電筒光，默默傳閱著那份手稿。
天台上陷入了長久的寂靜，隻有紙張翻動的聲音和越來越粗重的呼吸聲。
最先看完的趙子軒忍不住罵了一句臟話，他一拳砸在旁邊的水泥墩上，眼神裡滿是怒火。
陳默則低著頭，眼鏡片反射著微光，看不清表情，但緊抿的嘴唇暴露了他內心的不平靜。
張野最後一個看完，他將手稿小心翼翼地還給林楓，聲音沙啞地問：“老鄭這是……把身家性命都押上去了？”
“他把火種遞給了我們。”林楓迎著三人的目光，一字一頓地說，“所以，我們不能讓它熄滅。我們要辦一場‘公開悼念會’。”
“網上嗎？開個直播間？”趙子軒立刻來了精神。
“不。”林楓搖了搖頭，目光銳利如刀，“不在網上，那太容易被掐斷。也不在室內，那會被輕易包圍。我們就在他們最想不到、也最忌憚的地方辦。”
“哪裡？”三人異口同聲地問。
林楓的目光投向遠處一座莊嚴肅穆的建築輪廓：“縣檔案館外的台階上。”
檔案館，一個封存曆史、定義記憶的地方。
在那裡舉行一場關於“被遺忘者”的悼念會，其諷刺意味不言而喻。
“時間定在清明節，後天，清晨六點。”林楓繼續說，他的思路清晰得可怕，“那是安保力量最薄弱的交接班時間，也是傳統意義上最名正言順的悼念時刻。”
計劃在緊張的討論中迅速細化。
張野負責聯絡和組織人手，他拍著胸脯保證能找到二十名絕對可靠的誌願者，統一身著素衣，在台階上靜坐，每人手持一頁用a0紙放大的悼文選段。
趙子軒的任務是在檔案館對麵的居民樓頂架設長焦鏡頭，進行隱蔽直播，捕捉最真實的現場畫麵。
陳默，這個平時沉默寡言的技術宅，提出了一個關鍵性的方案：他會改造一架無人機，在關鍵時刻從低空盤旋，投放上千張用特殊紙張打印的微型悼文卡片。
“我負責吸引注意力。”林楓最後說道，“我已經以‘學術調研’的名義，預約了檔案館當天早上的第一場內部講座。我會把他們的主要安保力量，都吸引到大廳裡。”
清明節的清晨，天色未明，空氣中彌漫著潮濕的青草氣息。
林楓穿著一身筆挺的正裝，戴著金絲邊眼鏡，手裡拿著講義，看起來就像一個無害的青年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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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從容地走進檔案館宏偉的大廳，內部講座的聽眾寥寥無幾，大多是些值班的文職人員。
他走上講台，調試好麥克風，講座的標題顯示在背後的屏幕上：《數字時代的記憶倫理與曆史存檔》。
他用平穩的語速開始了演講，從信息繭房講到算法推薦，從數字遺忘權談到曆史虛無主義。
大廳裡的安保人員百無聊賴地靠在牆邊，一切都顯得平靜而正常。
與此同時，檔案館外的台階上，二十個身穿白衣的身影如同幽靈般悄然出現，在預定的位置盤腿坐下。
張野混在人群中，用一個微小的手勢下達了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