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近乎囈語般的呢喃，像一枚枚細小的楔子，鍥而不舍地鑽進林楓的耳膜。
他摘下耳機，淩晨四點的寂靜讓耳鳴聲變得格外尖銳。
他不是在聽故事，他是在辨認一種集體無意識的禱文。
“我不算啥大人物”“我就是個開小賣部的”“我一個退休老師，說的話沒人聽”……這些開場白，乍一聽是自謙，甚至帶著一絲怯懦，仿佛在為自己接下來要說的話撇清分量。
可一旦“王姨”或“王桂芳”這個名字被提及，那種卑微的、試探的語氣便瞬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近乎固執的堅定。
聲音的紋理會立刻變得清晰、厚重，充滿了不容置疑的細節。
林楓靠在椅背上，雙眼因布滿血絲而酸澀刺痛。
一個念頭像閃電劃破濃霧，瞬間照亮了他混沌的思緒。
他明白了。
這些人，這些被信衡科技定義為“無關緊要的社會關係”的普通人，他們反複強調自己的渺小，不是為了證明王姨有多麼偉大、多麼值得同情。
他們是在確認自己。
在強大的資本與輿論機器麵前，個體記憶的真實性正在被瓦解。
他們害怕自己的記憶是錯的，是虛構的，是無足輕重的。
所以，他們必須先用一句“我不是什麼大人物”作為心理鋪墊，像是在對自己說：就算我記錯了，也沒關係，因為我本就無足輕重。
可當他們開始講述時，那些刻骨銘心的細節又讓他們確信，自己的記憶無比真實。
這矛盾的開場，恰恰是他們對抗遺忘、對抗虛無時，最真實的心理防線。
“我們搞錯了方向。”林楓喃喃自語，眼中重新燃起灼熱的光芒。
他刪掉了電腦裡那個名為“證言錄音合集”的文件夾。
僅僅是聲音的堆砌，力量太分散了。
他要做的，不是一部廣播劇，而是一部無法被忽視的紀錄片，一部由無數普通人麵孔構成的，名為“證據”的影像詩。
他立刻在小群裡發出了新的指令：“放棄音頻合集，轉為視頻剪輯。所有素材剪成三十秒以內的片段，統一格式，隻有一個核心要求——每個人，必須正對鏡頭，清晰地說出那句話。”
他打下一行字，作為這部紀錄片的唯一片名，也是貫穿始終的核心：“我認識她。”
趙子軒幾乎是秒回：“剪輯交給我。”
但出乎林楓意料的是，趙子軒拒絕使用任何專業的剪輯軟件。
他衝出活動室，半小時後，帶著一台老式打印機和幾大卷窄條打印紙回來。
他把自己關在房間裡，將每一段語音都用軟件轉化成文字，然後逐一打印出來。
那些窄長的、如同心電圖般的紙條，被他用圖釘密密麻麻地釘在活動室最大的一麵牆上。
白色牆壁很快被文字的潮水淹沒。
趙子軒像一個在自己精神世界裡巡遊的夢遊者，在這麵牆前緩緩踱步，伸出手指，輕聲讀著那些從冰冷打印機裡吐出的，卻帶著體溫的句子。
“我叫阿勇，是送外賣的。有一年夏天雨最大的那個晚上，水淹了半個輪胎，我躲在王姨家屋簷下，她非讓我進堂屋睡了一宿，還用取暖器幫我把濕透的外賣箱一點點烘乾了……”
“我叫陳靜，是社區診所的醫生。王姨走之前，清醒時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是，‘小陳，等會兒我那強孫子來了，千萬彆讓他知道我疼，他會哭’。”
“我叫李師傅，是看公共廁所的。她說我是城市的美容師，每天早上掃完街，都會給我帶個熱乎的白麵饅頭……”
趙子軒退後幾步，看著這麵由無數人的記憶碎片拚成的牆。
這不再是一麵冰冷的牆壁，而是一堵由血肉、情感和共同經曆築成的人牆。
他舉起手機，對著這壯觀又悲愴的景象拍下一張全景照片，沒有加任何濾鏡，直接發到了自己的社交平台。
配文隻有一句話：“這不是數據，是人牆。”
幾乎在同時，陳默的指尖在鍵盤上敲出了最後一行代碼，一連串急促的警報聲在他耳邊響起。
他冷靜地切斷了數據流，屏幕上跳出一個紅色警告框：“目標ip已被信衡科技法務部鎖定，已向當地通信運營商發出‘非法集會信息傳播’緊急協查函，預計三十分鐘內完成物理斷網。”
“來了。”陳默低語一聲，沒有絲毫慌亂，立刻啟動了b計劃。
他編寫的程序如同一條貪食蛇，瞬間將彙總來的所有證言音頻文件吞噬、拆解，切分成一百二十八段不足三十秒的細碎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