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論的洪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衝垮了市教育局精心構築的堤壩。
那份蓋著鮮紅公章、措辭嚴謹的緊急回應在熱搜榜上僅僅停留了不到半小時，就被憤怒的網民用無數個“87”的質問淹沒。
聲明中那句輕飄飄的“不存在任何形式的信用牽連”，在冰冷而殘酷的數據麵前，顯得蒼白、可笑，更像是一種欲蓋彌彰的挑釁。
公眾的怒火不再是無的放矢的猜測，而是有了明確的靶心。
404寢室裡，空氣仿佛凝固。
林楓的目光死死鎖定在屏幕上的一張學者照片上，那是海城大學社會學係的王崇禮教授，國內“道德純度譜係理論”最著名的倡導者之一。
三年前，正是他的學術背書，為信衡研究院的算法模型披上了科學與理性的外衣。
要瓦解這座大廈，必須先撬動它的理論基石。
電話接通時，王教授的聲音帶著一絲居高臨下的學者式傲慢。
“林同學，我理解年輕人的激情，但情緒解決不了問題。用大數據剔除社會運行中的不確定因素，實現資源的最優化配置，這是進步，不容置喙的進步。”他的語氣裡透著不容置疑的權威。
林楓沒有與他辯論算法的優劣，寢室裡另外三雙眼睛緊張地注視著他，他隻是平靜地、清晰地問出了那個早已準備好的問題：“王教授，您女兒去年申請赴海外名校的交換生項目時，學校要求填寫的那份父母政治審查背景表，您還記得嗎？”
電話那頭瞬間陷入了死寂。
那是一種比任何激烈爭吵都更具力量的沉默，仿佛一根無形的針，精準地刺破了王教授用理論構建的厚重鎧甲，觸及到了他最柔軟、最不設防的地方。
良久，電話被倉促掛斷。
趙子軒和張野對視一眼，都從對方眼中看到了驚歎。
這一擊，太精準了。
當晚深夜，404寢室的門被輕輕敲響。
門外站著的是王崇禮，白天的意氣風發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一臉的疲憊與掙紮。
他沒有多餘的寒暄，進門後便將一個牛皮紙袋放在了桌上，裡麵是一疊複印件。
“我早就覺得不對勁了。”王教授的聲音沙啞而低沉，“三年前，我的研究方向是社會信任修複，信衡研究院找到我，提供了海量的數據和豐厚的經費。他們告訴我，這是為了構建一個更公平的社會。但當我根據模型提出，應當對高道德行為進行正向激勵時，卻遭到了研究院的明確反對和警告。”他頓了頓，而那個項目，是我半生的心血。”
林楓打開紙袋，瞳孔猛地一縮。
那是一份名為《社會免疫缺陷特征的遺傳性風險基因表達模型》的內部報告。
報告用大量複雜的圖表和公式，論證了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觀點：諸如“過度共情傾向”、“非功利性利他行為”、“為陌生人權益發聲”等特質，被定義為一種可遺傳的“社會免疫缺陷”。
報告認為，擁有這些特征的個體，其後代更容易成為社會秩序的“不穩定因素”。
報告的附錄裡，是一長串被標記了高亮的數據鏈。
每一個數據鏈都代表著一個家庭，從祖輩的檔案，到父輩的每一次微小善舉——扶起摔倒的老人、匿名捐款、甚至僅僅是在網絡上為弱者發聲，都被一一記錄、量化，最終彙集成一個指向他們子女的“高風險”標簽。
林楓的手指劃過那些冰冷的名字，他仿佛看到了一張無形而巨大的蛛網，正在以家庭為單位，以血緣為脈絡，悄無聲息地代代收緊，將那些被係統判定為“良善”的人，和他們的後代，一同拖入深淵。
“這是屠殺。”趙子軒看著報告，臉色煞白，從牙縫裡擠出兩個字。
“是以科學為名的精準屠殺。”林楓補充道。
戰爭的武器已經到手。
四個人徹夜未眠，分工明確，一場絕地反擊在黎明前悄然部署。
趙子軒發揮他筆杆子的優勢，根據王教授的報告，連夜撰寫了一篇深度文章。
他沒有用煽動性的語言，而是冷靜地借用王教授的學術理論，將報告中那些冷酷的術語一一解構，剖析其背後的荒誕與殘忍。
文章的標題直擊人心——《當我們說“這人像個好人”時，係統已經判了他孩子的死刑》。
張野則在天亮後衝向了市集。
他找到了那些同樣因為孩子被列入“待觀察名單”而憂心忡忡的攤主們，將文章的核心觀點濃縮成一句句最樸素、最紮心的話，印製成上萬份傳單。
“你今天扶人一把，你孩子明天少讀一年書？”“一次見義勇為，三代前途未卜？”這些傳單如雪片般飛向城市的每一個角落——學校門口、社區公告欄、人滿為患的公交站台。
而林楓，他將報告中的邏輯模型，轉化成了一個更直觀、更具衝擊力的東西——一個名為“親情脫鉤模擬器”的演示程序。
界麵極其簡潔，隻有一個輸入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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