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後，那個冰冷的電話如期而至。
社區衛生服務站的聲音毫無感情，像一台設定好程序的機器：“王女士的家屬嗎？請攜帶孕婦本人及《胎兒心理穩定性評估表》，於今日下午三點前到站內填寫。”
林楓握著電話，另一隻手下意識地扶住小芳的肩膀。
小芳的臉色瞬間煞白，手不自覺地護住了微微隆起的小腹。
那張所謂的評估表，他們早已從“失信者聯盟”的內部資料庫裡見過掃描件，那上麵的每一個字，都像是淬了毒的針。
衛生站裡彌漫著消毒水和廉價塑料混合的氣味。
一個麵無表情的護士將他們引到一張小桌前，遞上那張a4紙。
林楓的目光掃過紙上的條目，心臟一寸寸下沉。
“母親是否經常在社交媒體或日常交談中表達對社會政策的不滿？”
“孕期是否參與過任何形式的集體申訴或維權活動？”
“家庭主要成員近五年內是否有信訪記錄？”
問題一個比一個荒誕，像一張無形的巨網，試圖將一個尚未出世的生命，與家庭的“社會價值”牢牢捆綁。
林楓的呼吸變得粗重，他能感受到身邊小芳的身體在微微顫抖。
她的指尖冰涼，緊緊抓著他的衣角。
直到看見最後一題，林楓眼中的怒火幾乎要噴薄而出。
“若評估結果顯示，您的孩子出生後可能麵臨教育、醫療等公共資源受限的風險，您是否仍堅持生育？”
下麵是兩個冰冷的方框：【是】與【否】。
這哪裡是評估，這分明是審判。
他們用最溫柔的詞句，包裹著最殘忍的內核，強迫父母在孩子的未來和現實的壓力之間，親手做出抉擇。
林楓拿起筆，卻遲遲無法落下。
他冷笑一聲，聲音不大，卻像冰錐刺破了這壓抑的寂靜：“他們不是在做評估，他們是在搞精神逼供。”
幾乎在同一時間，幾十公裡外的市婦保院，一場內部培訓會正在秘密進行。
趙子軒調整了一下領帶，胸前“華康醫療”的偽造工牌微微反光。
他以醫療器械銷售員的身份混了進來，口袋裡的錄音筆正貪婪地吞噬著會議室裡每一個字。
台上，婦產科的鄭主任正對著幾十名年輕醫生侃侃而談，聲音溫和卻帶著不容置疑的權威：“大家要記住，我們的目標不是強製引產，那是野蠻的，也是違規的。我們的工作，是引導、是建議、是幫助那些‘高風險’家庭做出‘理性選擇’。”
她頓了頓，推了推金絲眼鏡，鏡片後的目光銳利如刀。
“對於那些評估分數低的家庭，我們要善用‘醫學風險’這套話術。不要直接說她的信用分不夠，要告訴她，根據我們的綜合評估，‘胎兒神經發育存在不穩定的可能性’，或者‘母體長期處於高壓焦慮情緒下，激素水平異常，可能影響胎兒健康’。”
台下鴉雀無聲。
一個坐在角落裡的年輕醫生忍不住低聲發問，聲音帶著一絲顫抖：“鄭主任，那……如果孕婦了解所有風險後，還是堅持要生呢？”
鄭主任笑了，那笑容裡沒有一絲暖意。
“那就讓她簽《高風險生育知情同意書》。白紙黑字寫清楚，一切後果由家庭自行承擔。記住，我們的原則是，絕不把責任攬在醫院身上。”
趙子軒攥緊了口袋裡的錄音筆，堅硬的塑料外殼硌得他掌心生疼。
他幾乎能聽到自己指甲掐進肉裡的聲音。
這套滴水不漏的話術，巧妙地將製度之惡，悄無聲息地轉嫁為了個體的“自願選擇”和“責任自負”。
多麼陰險，多麼惡毒。
壓抑的怒火在城市的各個角落同時燃燒。
第二天上午，市婦保院門口出現了一道奇異的風景線。
二十多名孕婦靜靜地坐在醫院門前的台階上，她們不喊口號，不拉橫幅，隻是每個人麵前都立著一塊小小的木牌。
“我肚子裡的，是好人。”
“他還沒睜開眼，你們就要判他有罪？”
“信用有高低，生命沒有。”
這是張野組織的“胎動抗議”。
這些孕婦都曾是“失信者聯盟”的求助者，她們用最沉默，也最有力的方式，表達著最後的尊嚴。
保安很快圍了上來，試圖驅趕，人群中卻突然響起一聲蒼老的怒喝：“都給我住手！”
老李婆拄著拐杖，顫巍巍地從人群後擠了出來。
她滿頭銀發，臉上布滿皺紋，但一雙眼睛卻亮得驚人。
她走到保安隊長麵前，當著所有人的麵，從隨身的布包裡掏出一個厚厚的、泛黃的筆記本，用力拍在台階上。
“我叫李秀英，接生了六十年！這上麵，是我親手接生過的三百四十二個孩子的名字和出生地址！”她指著本子，聲音洪亮，“這裡麵，有現在當警察的，有當老師的，有當醫生的！他們爹媽當年也窮，也被瞧不起，按你們現在的說法，也是‘低信人群’！誰給你們的權力，在娘胎裡就斷定一個孩子該死，一個孩子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