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選》的紙張在指尖摩挲，帶著一種不同於《傳習錄》的、沉甸甸的曆史質感。餘年不再是泛泛而讀，他帶著從《傳習錄》中獲得的“主意”——那顆已然澄明堅定的本心，以及尋找“渡河之舟”的迫切渴望，一頭紮進了這片充滿鬥爭智慧與戰略思維的海洋。
他首先讀到的，是那篇振聾發聵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開篇第一問便如洪鐘大呂，撞擊在他的心頭：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一句話，如同閃電，瞬間照亮了他過去所有混亂的掙紮。
“我過去的敵人，僅僅是楚嘯天嗎？或者再加上一個徐文淵？”餘年自問，隨即搖頭。不，太狹隘了。楚嘯天是前台執行者，是“敵人”這個集合中最鮮明、最可感知的代表。但真正的“敵人”，是楚嘯天所代表的那一整套運作模式——那種利用資本與權力罔顧規則、踐踏公平、將所有人視為棋子的冷酷邏輯。這套邏輯的維護者、受益者，以及那些可能因利益關聯而選擇沉默或助紂為虐的力量，都在某種程度上，站在了他的對立麵。
那麼，“朋友”呢？
他的思緒飛速流轉。蘇晴、老周、林曉，這些是毋庸置疑的、最核心的“朋友”，是同誌。社區法律服務中心那些曾受他幫助、也給予他溫暖回饋的普通民眾，他們代表著人心的向背，是道義的基礎。王銳警官那樣心存正義的公職人員，是可以爭取的“同盟軍”。甚至……張律師，她是受害者，也是潛在的醒悟者。而那個神秘出現、意圖不明的楊麗婭，以及她背後那位高深莫測的趙老，他們與楚嘯天並非鐵板一塊，存在利益分歧和理念差異，那麼，他們是不是可以分化、可以暫時利用甚至合作的“間接同盟”？
“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
這句話讓他豁然開朗。他之前幾乎是憑一己之力，在與一個模糊卻龐大的體係對抗，自然處處碰壁。而現在，他學會了“劃分陣營”，清晰地界定敵、我、友，以及那些可以爭取的中間力量。鬥爭，不再是混亂的肉搏，而是一場需要明確陣線、分清主次的戰略布局。
接著，他讀到了《矛盾論》。文中關於“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麵”的論述，再次讓他有茅塞頓開之感。
在他麵臨的複雜局麵中，存在著多種矛盾：他與楚嘯天的個人恩怨，他所堅持的法律信念與對方踐踏規則行為之間的本質衝突，甚至團隊內部可能存在的理念分歧等等。但什麼是當前階段的主要矛盾？
“是了，”餘年眼中精光閃動，“當前的主要矛盾，是我要揭露真相、扞衛規則的努力，與楚嘯天勢力要掩蓋真相、維持其非法利益的企圖之間的鬥爭。這個矛盾不解決，其他一切都無從談起。”而在這個主要矛盾中，楚嘯天及其背後的“先生”是目前“矛盾的主要方麵”，是需要集中力量解決的關鍵點。這意味著，他不能分散精力，必須將最主要的火力，對準這個核心目標。
《實踐論》則讓他對自己過去的“知行”割裂有了更深刻的理論認識。“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他之前的失敗，正是“知”未能經受複雜“實踐”的檢驗，從而未能發展出更高層次的“知”來指導新的“行”。他現在所做的讀書、思考、複盤，本身就是一種特殊的“實踐”，是為了從過去的失敗實踐中提煉出真理，從而指導未來的成功實踐。
他將這些感悟與《傳習錄》的“知行合一”相互印證，感覺自己的思想骨架正在被這些堅實的理論填充上血肉，變得愈發強壯。
當他對《毛選》中的戰略思維有了初步的領悟後，一個更專注於競爭策略與戰術執行的領域，自然而然地吸引了他的目光。他想起了另一部被譽為“兵學聖典”的著作——《孫子兵法》。
“兵者，詭道也。”
“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這些古老的智慧，仿佛跨越千年，在與《毛選》中的鬥爭哲學遙相呼應。它們都在告訴他，最高明的鬥爭，不在於正麵硬碰硬的消耗，而在於策略、在於謀略、在於對全局的掌控和對時機的把握。
《毛選》給了他宏觀的戰略視野和力量源泉，讓他明白了依靠誰、團結誰、打擊誰。而《孫子兵法》，或許將教給他如何在這場不可避免的“戰爭”中，更巧妙地排兵布陣，運籌帷幄，以最小的代價，去奪取最終的勝利。
他將《毛選》輕輕放在《傳習錄》旁邊，然後，從書架上鄭重地取下了那本薄薄卻重若千鈞的《孫子兵法》。
三本書，並排立於案頭。
《傳習錄》定其心，明其誌，是為“體”。
《毛選》析其勢，聚其力，是為“綱”。
《孫子兵法》謀其策，精其術，是為“用”。
體、綱、用，三位一體。思想的武器庫，至此已初具雛形。餘年知道，下一次當他走出這間書房時，他將不再是那個隻憑一腔熱血和單一法律技能的律師，而是一個擁有了堅定內核、清晰戰略和靈活戰術的……戰士。
他翻開《孫子兵法》的第一頁，目光沉靜而銳利。
“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對他而言，這場戰鬥，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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