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睛直直盯著那張紙條，上麵寫著“平安路18號，三樓東戶”血從手心慢慢滲出來，順著手指縫流到手腕上。斷掉的筆杆卡在虎口那兒，塑料邊紮進肉裡，疼得我一下子清醒了。
這不是做夢，也不是彆人模仿我的筆跡——那就是我自己寫的字，連筆畫的頓挫都一模一樣。可我咋都想不起來啥時候寫過這個地址。
我把紙條折好，塞進衣服內袋，用左手按住傷口，不讓血再往下滴。右手都有點發軟了，就跟被人抽了筋似的。我知道不能再用那個能力了，腦袋沉得像灌了水泥，抬都抬不起來。
走出技術室前，我把裝著紐扣的證物袋扔在垃圾桶邊上，故意沒封口，露出點銅色。要是有人盯著我，肯定會去撿。我沒回頭，就用眼角餘光掃了下走廊儘頭玻璃的反光——沒人靠近。可五分鐘後保潔過來，袋子就沒了。
我從警局後門出去，沒打車，也沒走平時常走的大路。先坐公交繞了兩圈，在第三站下車後鑽進了菜市場。攤主的吆喝聲和魚腥味一下子就撲過來了，我貼著肉鋪走，借著案板擋著回頭看了一眼：五十米外，一個穿灰色衝鋒衣的男人正低頭看手機，走得不快，但一直沒落下。
他不像是街頭混混那種跟蹤法。他不故意藏著，也不靠太近，節奏穩得就跟呼吸似的。
我拐進一條廢棄辦公樓的小巷，腳步一下子加快了。身後的腳步聲沒亂，也沒加快，就一直保持著那個距離。我心裡有數了：這人是受過訓練的，可能是警局內部的人，也可能是“幽靈”手下那種專業盯梢的。
我在巷子儘頭停下，假裝係鞋帶，借著地上水窪的倒影看清了他的臉——三十出頭，左耳戴個耳釘，走路的時候右手習慣摸摸腰側，好像帶著家夥。
我沒再試探，直接往平安路走。路過便利店的時候買了瓶功能飲料，店員找錢的時候多塞給我一張紙巾。我沒說話，接過來就走。進了樓道才打開紙巾，上麵印著便利店的標誌，角落被人用指甲劃了個極小的“隼”字。
和神秘人留標記的手法一樣。
他們不光知道我要去哪兒，連我買啥、誰給我找錢都清楚。這不是臨時起意的跟蹤，是早就布好的局。
我站在平安路18號樓前，抬頭往上看。三樓東戶的窗戶拉著窗簾，沒亮燈。整棟樓安靜得有點嚇人，連狗叫聲都沒有。我一邊數著腳步一邊上樓，在三樓停下，假裝敲鄰居家門問人，其實是聽聽對麵有沒有動靜。啥聲音都沒有。
下樓的時候我換了條路，繞到樓後麵的消防梯，從外麵瞅三樓窗戶的縫隙。窗簾拉得太嚴實，啥都看不見，但我發現窗框邊緣有細小的劃痕，像是經常被推開又關上，摩擦留下的。
回到街上，我故意走慢了，走進一家打印店複印身份證。出來的時候那人還在五十米外，站在公交站牌下假裝等車。我拐進一家藥店買了瓶碘伏和紗布，坐在門口台階上給自己包紮手掌。血已經止住了，但傷口有點深，得縫針才行。
我沒回警局，去了趙勇家樓下。我沒上去，就在對麵便利店坐著，點了杯熱咖啡，看著他家窗戶亮燈了才起身離開。要是真有人查我的行蹤，會以為我去趙勇那兒了——這是個幌子，讓他以為我要找搭檔商量事兒。
其實我沒碰手機，也沒聯係任何人。
回家路上我又換了條路，穿過地下車庫出口，繞進一所中學圍牆邊的小路。這次我沒回頭，把剛買的創可貼撕開一半扔在地上，故意讓它卡在排水溝邊上。二十分鐘後我從另一頭回來，創可貼沒了。
他們連我扔垃圾的習慣都在記著。
回到家我先去洗澡。熱水衝在背上，我才覺得冷，不是天兒冷，是那種被人盯著後背的感覺。我擦乾身子，換上乾淨衣服，把染血的那件塞進洗衣機泡著。
然後我坐到書桌前，打開筆記本，寫下三個名字：灰隼、周誌遠、鄭銘。
我不確定誰是“灰隼”，但我知道這人肯定在我身邊很久了。他能拿到我三年前的出警記錄，能在我寫地址的時候讓我自己寫下線索，還能讓便利店店員配合留標記。
這不是外人能乾出來的事兒。
我打開抽屜最底下，拿出一支舊圓珠筆，擰開筆帽，把剛才那張寫著地址的紙條卷成細條塞進去。再裝上筆帽的時候，筆身哢噠一聲合上，就跟扣上保險似的。
我把筆放外套口袋裡，躺床上閉著眼。
不是睡覺，是等著。
兩個小時後，手機震動了。一條陌生號碼發來的短信：“彆再去平安路。”
我沒回。
我把手機扣在胸口，聽著它不震了，然後慢慢坐起來。
窗外路燈的光照進來，在地板上劃了一道黃線。我低頭看自己的影子，又長又直，就像一把豎著的刀。
我站起來，走到窗邊拉開窗簾。對麵樓頂有個黑點閃了一下，好像是無人機鏡頭反光。
我盯著那個方向看了五秒，轉身去拿外套。
筆還在口袋裡，沒丟。
我輕手輕腳走出去，關門聲音也很小。
電梯往下走的時候，我摸摸口袋裡的圓珠筆，確定它還在。
電梯門開了，我邁出左腳，右腳剛要落地，突然聽見樓道儘頭傳來一聲輕輕的金屬碰撞聲——好像是耳釘刮到門框了。
我沒回頭，右手插進口袋，握緊那支筆。
筆尖朝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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