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開始前，我坐在會議室後排靠窗的位置，手指不自覺地摩挲著桌角。陽光斜斜地照進來，落在手邊那份打印好的彙報材料上，紙張邊緣被曬得微微發白，像是被時間悄悄吻過。窗外是灰藍色的冬日天空，幾片雲慢吞吞地飄著，仿佛也被這座城市的節奏壓得喘不過氣。空氣裡還殘留著早晨咖啡的香味，混著舊地毯和空調風的味道，安靜得能聽見筆尖劃過紙頁的沙沙聲。
趙勇坐在我旁邊，襯衫領口鬆了一顆扣子，袖子卷到小臂，露出洗得發白的一截布料。他手裡捏著一支黑色簽字筆，在筆記本上來回塗改，寫了幾行又劃掉，眉頭輕輕皺著，眼神落在桌麵某處，像是在整理什麼重要的思緒。我知道他昨晚又熬夜了——前天夜裡突襲k7據點時，他是第一個衝進地下室的人。回來後誰都沒多問，可我記得他站在警車邊抽煙的樣子：煙頭一明一滅，映著他臉上那道還沒愈合的擦傷。
李悅來得晚了些，抱著筆記本快步走進來，肩上的帆布包晃了一下，差點撞倒門口的綠植架。她動作麻利地把設備接上投影儀，調試畫麵。屏幕亮起的瞬間，冷光打在她臉上，襯得膚色有些蒼白。她抬頭看了我一眼，輕輕點頭。那一眼很輕，卻像在說：“我準備好了。”我知道她在等我開場——不隻是這場會議，而是我們為“回聲計劃”努力這麼久以來，第一次真正走到台前。
鄭銘坐在主位，翻著手裡的文件，神情平靜，看不出喜怒。他穿著深灰色夾克，裡麵是素色高領毛衣，整個人看起來比實際年齡更沉穩。作為分管刑偵的副局長，他向來話不多，尤其對這種“非傳統警務”項目，一向持保留態度。其他部門的代表也陸續到齊了，政委、技術科、治安大隊、法製辦……十幾個人圍坐在橢圓桌兩側，低聲交談。有人翻材料，有人刷手機，還有人盯著ppt封麵出神。“回聲計劃”四個字印得不大，卻像一顆埋下的種子，靜靜等待破土而出。
“下麵由陳昭同誌，就‘回聲計劃’專案行動做總結彙報。”主持會議的政委開口，聲音不高，但整個房間立刻安靜下來。
我站起身，走到前麵，打開ppt第一頁。屏幕上出現一張照片——徐文芳穿著淺藍色外套，站在小學門口，身邊是個紮馬尾的小女孩。背景是清晨的校門口，家長三三兩兩地送孩子上學，陽光灑在水泥地上，泛著暖意。沒有代號，沒有編號，隻有名字：徐文芳。
會場裡原本的低語聲戛然而止。
“這不是一起普通的綁架案。”我說，“她是被遺忘的人。”
這句話落下，我能感覺到好幾道目光投了過來，有懷疑，也有好奇。我頓了頓，繼續說：“三個月前，我們在城西廢棄化工廠地下三層搗毀了一個非法拘禁窩點，代號k7。現場解救了六名受害者，都是長期失蹤人員。他們被連接在一種神經映射裝置上，持續接受外部信號刺激，用來訓練行為模型。”
投影切換到現場照片：昏暗潮濕的地下室，鐵架床並排擺放，電線像藤蔓一樣纏繞在人的四肢上。受害者瘦得隻剩皮包骨，眼神空洞，皮膚上有明顯的電極灼痕。有人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氣。
“這些設備不屬於任何已知科研機構或醫療單位。”我接著說，“經技術鑒定，核心算法與境外某個黑市數據交易平台高度吻合。嫌疑人周雄曾任職於人工智能倫理研究所，離職後組建地下團隊，專門篩選社會邊緣人群進行‘人類樣本采集’。”
趙勇接過話：“我在火車站片區巡邏兩年，見過不少這樣的人。冬天凍傷送醫，治好了也沒人管後續安置，出院第二天又回到橋洞。我們報過幾次臨時救助，但流程太長，等批下來人早就不見了。”他說得很平靜，可我知道他在說去年冬天那個倒在天橋下的流浪漢——搶救三天後去世，身份至今沒查清。
有人問：“你們的意思是，警察還要負責社會救助？”
李悅打開她的程序界麵，調出“脆弱指數”模型。“我們不是要擴大職責，而是建立預警機製。”她說，“係統隻對同時滿足三項以上高危條件的人觸發提醒，比如連續三個月沒領補助、露宿公共場所超過五次、有精神類就診史但中斷治療。目前模擬測算，全市每月平均觸發預警四十七人次。”
她說話不緊不慢，邏輯清晰，每個詞都像經過精密計算。她是市局最年輕的算法工程師，三十出頭，卻已在公共安全數據分析領域乾了十年。當初是我把她從省廳借調過來的，很多人不理解，覺得搞技術的不懂一線疾苦。可她用了三個月跑遍全市十二個街道救助站，親手整理上千份檔案，才建成了這個模型。
“然後呢？警察上門送棉被？”治安大隊的老張語氣帶著質疑。他五十多歲，作風硬朗，一直認為警察的任務就是抓賊破案。
“不是送棉被。”我說，“是核實情況，協助聯係民政、衛健或街道。哪怕隻是確認他還活著，知道他需要幫助，就夠了。周雄團隊能精準鎖定目標，是因為他們知道哪些人不會被人找。如果我們先一步介入，就能打破他們的篩選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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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沉默了幾秒。有人低頭記錄，有人交換眼神，還有人望著窗外若有所思。
技術科一位老同誌開口：“隱私問題怎麼解決？采集這麼多個人信息，合規嗎？”
“不采集。”李悅答得乾脆，“所有數據來自已有公共係統，包括醫保繳費記錄、低保發放台賬、醫院就診信息、街頭監控識彆結果等。我們不做新增收集，也不留存原始信息。預警生成後，僅推送最後一次出現地點和外貌特征，由轄區民警人工核查。整個過程可審計、可追溯。”
她說完，會議室安靜了一會兒。我能感覺到，最初的懷疑正在一點點退去。
這時鄭銘終於開口：“想法不錯，但執行難度不小。基層警力本來就緊張，再加任務，怕是顧不過來。”
我沒有回避他的目光。他知道我說服不了所有人，所以我必須直麵他。
“我們不要求全員參與。”我說，“試點期間隻覆蓋兩個區，每個街道指定一名聯絡民警，配合街道辦和救助站聯動響應。刑警大隊負責技術支持和數據維護，不增加一線負擔。而且——”我頓了頓，“這不是額外任務，這是預防犯罪。”
他翻了一頁材料，語氣緩了些：“三個月評估期。如果效果達不到預期，項目自動終止。”
“可以。”我點頭，“我們會按月提交運行報告，包括預警數量、處置結果、誤報率和典型案例。”
趙勇補充：“我已經跟城西所和南湖所的負責人溝通過，他們願意配合試點。”
李悅當場調出第一個成功乾預案例——陳誌明。屏幕顯示他在救助站的照片，臉色紅潤了些，眼神也不再渙散。係統記錄顯示，從預警發出到民警上門，用時三小時十七分鐘。
“他昨天打了電話給他姐姐。”李悅說，“這是三年來第一次聯係家人。”
會議室裡的氣氛變了。有人開始主動提問，討論如何優化響應流程；政委拿出筆在本子上記下幾個關鍵節點；就連老張也低聲說了句：“要是真能把人攔在墜落之前……也算功德一件。”
最終決定下達：在城西、南湖兩個區試行“回聲計劃”。各部門配合提供必要支持，紀檢組同步監督數據使用流程。
散會後，我收拾材料準備離開。剛走到門口，鄭銘叫住我。
“陳昭。”
我停下腳步。
他站在窗前，手裡拿著那份方案複印件。陽光斜斜地落在他肩頭，影子拉得很長。他沒看我，而是望著遠處一棟老舊居民樓，外牆斑駁，晾衣繩縱橫交錯。
“你很執著。”他說，“但彆忘了，我們的首要職責是破案、抓人、維護治安秩序。彆把破案的功勞，變成越權的理由。”
我沒有反駁。這句話我聽過太多次了，從領導嘴裡，從同行口中，甚至從我自己心裡冒出來過。可我還是記得k7地下室裡那個女人的眼神——當她終於被喚醒，第一句話是：“我還活著嗎？”
“我隻是不想再看到一個活生生的人，變成檔案上的代號。”我說完，轉身走出會議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