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晨總帶著層薄霜，督軍府後院的演武場剛灑過水，青石板縫裡還凝著白花花的冰碴。時間已經來到了1924年的冬天。
常恒壓著弟弟常樂的肩膀，看他費力地舉著駁殼槍——十歲的常樂比同齡孩子高半頭，槍身幾乎跟他胳膊一樣粗，換彈匣時手指總打滑，金屬的彈匣“哐當”一聲掉在地上，濺起片泥水。
“慢著點。”常恒彎腰撿起來，指尖擦過彈匣上的鏽跡，“不是靠蠻勁，你看——”他單手握住槍，手腕輕輕一翻，彈匣便像長了眼睛似的滑進槍托，動作快得隻留道殘影，“肌肉記熟了動作，比使力管用。”
常樂抿著嘴點頭，重新抓起槍。他比常恒小三歲，去年的時候他見了槍都怕，如今卻能跟著德國顧問馮·克萊因練速射了。
演武場另一頭，克萊因正抱著胳膊看，軍靴踩在冰碴上咯吱響：“常，你弟弟的進步很快，但還不夠——記住，在這個時代，槍慢一秒，可能就沒機會喘氣了。”
常恒應了聲，心裡清楚這話的分量。他和常樂的“課”，從一開始就跟旁人不一樣。
上個月他去甘肅政法學堂“跟班”，見著那些穿著學生製服的少年，手裡捧著的是《大清律例》、《現行刑律》這些。
先生在台上講“仁義禮智信”，講“國家局勢變化”，他們聽得認真，卻沒人想過——要是外麵的武裝打過來，這些書能不能擋子彈？
可他和常樂不能不想。
演武場旁邊的廂房裡，陳叔正等著他們——那裡擺著各種各樣常見的毒藥，他們得在半柱香裡辨出來，錯一個，就得罰抄“毒理圖譜”十遍。
“哥，這個聞著發苦。”常樂指著個青瓷碗，鼻尖都快貼到碗沿上了。
常恒湊過去聞了聞，點頭：“是馬錢子，微量的，能讓人慢慢癱了，表麵看不出來是中毒。”他想起上周三叔說的，旅蒙商的一位會長就是這麼“病”死的，死前還請了好幾個中醫來看，誰都沒查出是中了毒。
陳叔在旁邊記著，見他們全辨對了，才收起茶碗：“不錯。但記著，真到了外麵，沒人會讓你們慢慢辨認的——去年督軍去臨夏，宴席上就有人出手了。
常樂縮了縮脖子，常恒卻沒動——他見過出手的人的下場，也見過父親把那碗端上桌的湯喂了狗，狗抽搐著死在地上時，父親的臉一點表情都沒有。
他知道，這就是他們的“生存課”：槍要快，眼要毒，心要硬，不然彆說當統治者，連活著都難。
下午的課在兵工廠的繪圖室。總工程師米勒先生正趴在桌上畫圖紙，鉛筆在紙上劃出沙沙聲，旁邊放著本德文的《冶金學》。常恒湊過去看，圖紙上是步槍的槍栓結構，米勒指著個小零件：“這裡，鋼的硬度不夠，就得加鉻，比例是1.2，多了少了都不行。”
常樂在旁邊翻那本《冶金學》，德文單詞認不全，就拿鉛筆在旁邊畫記號。常恒幫他翻譯：“這個詞是‘淬火’，就是把燒紅的鋼放進冷水裡，讓它更結實。”
常恒想起去年剛學德語時，係統簽到給了“語言天賦”，他氪了半條命提升，才勉強能跟米勒對話——要是沒這本事，這些圖紙就是廢紙，父親花大價錢請米勒來，也等於白請。
繪圖室窗外，是甘肅兵工廠的高爐，煙囪裡冒著黑煙，把天空染得灰蒙蒙的。幾個工人正扛著鋼錠往爐裡送，汗珠子掉在地上，瞬間就蒸乾了。
常恒看著那些鋼錠，忽然想起政法學堂的學生們——他們都喜歡談論政治學術主義。
在常恒走神時。
“哥，米勒先生說，咱們的水庫圖紙畫好了。”常樂的聲音把他拉回神。
常恒接過圖紙，上麵是“梯級水庫”的設計——從黃河邊修起，一級一級往下，能存住雨水，也能引著水澆地。
米勒在旁邊說：“明年開春就能動工，但得學蘇聯人的法子，他們有種堿土改良劑，能讓河西、寧夏的荒地長出麥子。”
常恒趕緊記下來。他知道，這就是“科技與工業課”的用處——槍能護命，鋼能造槍，水和糧食能養人，這些加起來，才是統治者的根基。
上個月他去鄉下看父親搞的“以工代賑”，見著農民們在地裡挖渠，臉上全是土，卻沒人抱怨——他們知道，渠挖好了，明年就能多收糧食，就能不餓肚子。那時候他就明白，比起槍杆子，讓百姓能活下去的“本事”，更能讓人服氣。
晚上的“權術教育課”在父親的書房。常敬之坐在主位，三叔和林錫光分坐兩邊，桌上攤著張甘肅地圖，上麵插著小旗子——紅的是馮玉祥，橙色的是楊增新，黃色的是外蒙古的蘇聯勢力，綠色的是川蜀軍閥，黑的是自家的兵。
假設馮玉祥從平涼打過來，叛軍從青海出兵呼應，你們怎麼守？”常敬之敲了敲地圖。
常恒拿起個黑旗子，往蘭州東麵的六盤山挪：“這裡修工事，放兩個師，擋住馮玉祥的正麵。再從河西調一個師，繞到叛軍的後麵，斷他的糧道——叛軍的糧草隻能來自他們的後方，咱們把路一封，叛軍的騎兵就成了沒牙的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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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樂在旁邊補充：“還得讓林叔叔發告示，說馮玉祥是‘外人來搶地盤’，讓各縣的鄉紳幫咱們募兵——他們要是不幫，就斷了他們的生意。”
林錫光笑了對著常樂說：“你這小子，跟你二哥學壞了。”話裡卻帶著讚許。
常敬之沒笑，指著地圖上的河州：“回漢雜居的地方怎麼辦？要是他們趁機反了，內憂外患，怎麼弄？”
常恒愣了下——這是“民族政策”的課，他上周才跟林錫光學的。他趕緊說：“扶持新教的阿訇，讓他們跟舊教的門宦鬥，咱們坐收漁利。再‘減租減息’和土改後回漢貧農都了得好處，他們跟著鬨事的幾率很小。”
常敬之點點頭：“還算明白。記住，統治不是拿著槍喊‘都聽我的’，是讓該怕你的人怕你，該信你的人信你。”
書房的燈亮到後半夜。
而在那些普通學堂之中的孩子早就睡覺了。
常樂打了個哈欠：“哥，他們學的那些，真沒用嗎？”
常恒望著遠處的黑暗，沒直接回答。他想起白天在兵工廠見著的工人，他們會打鐵，會澆鑄，卻不會看圖紙，米勒說什麼，他們就做什麼；想起鄉下的農民，他們會種地，卻不會修水庫，得等著官府派工匠來；想起政法學堂等學校的的學生，他們都學的是“被統治”的本事：會乾活，會聽話，卻不會想“為什麼”，不會想“怎麼辦”。
而他和常樂學的，是“統治”的本事：會開槍，會辨毒，會造槍，會修水庫，會讓該怕的人怕，該信的人信。
“不是沒用，”常恒拍了拍常樂的肩，“隻是咱們要學的，是讓他們能好好學那些的本事。要是咱們守不住金城，他們的書也讀不成了。”
常樂似懂非懂地點點頭。常恒卻想起他簽到所得的三民主義和馬克思主義。
他得學三民主義，也得學馬克思主義，得知道怎麼用“主義”籠絡人心；得學會宣傳，把常家的統治刻入到百姓的骨頭裡；得學怎麼讓回民、漢民、德國人，都願意跟著常家走。
其他的學生不會學這些。他們隻會按部就班地畢業，要麼去當官員，要麼去當先生，規規矩矩地活在彆人畫好的框裡。而他和常樂，得畫這個框。
回到房裡，常恒看著桌上的“作業”——一張水利圖紙，一份毒理圖譜，還有張寫著“假設蘇聯顧問來甘肅，該怎麼應對”的紙條。常樂趴在旁邊抄德文單詞，筆尖在紙上劃得認真。
窗外的月光灑進來，落在他們的作業上，也落在遠處其他學堂的屋頂上。
常恒知道，從他們踏上金城土地的那天起，他和常樂的路就定了——不是跟著彆人走，是帶著彆人走。
這世上的課，本就分兩種：一種是教你怎麼被統治，一種是教你怎麼當統治者。他和常樂，沒得選，也不能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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