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吳香香，1963年生在金華婺城這邊的一個小山坳裡。今天，是1981年農曆三月初八，我十八歲，要出嫁了。
天還沒亮透，我娘就摸進我屋裡來了。屋裡還是黑黢黢的，就窗戶紙透進點灰蒙蒙的光。我根本沒睡著，直挺挺地躺在板床上，聽著屋頂耗子啃梁子的窸窣聲，一聽就是一宿。
“香香，該起了。”我娘的聲音啞啞的，帶著一股子抹不掉的愁味兒。她劃亮一根火柴，點亮了床頭櫃上那盞小的煤油燈，火苗忽閃忽閃的，把我倆的影子拉得老長，在土牆上晃蕩，像兩個找不到路的鬼。
我沒應聲，自己坐了起來。身上穿的是娘昨晚就準備好的“新衣裳”，一件紅格子的確良襯衫，領口硬邦邦的，磨得脖子生疼。這衣裳是昨天張家送來的，據說花了張左明——就是我那個今天要嫁的男人——小半個月的工分。我大姐出嫁那年，還能穿娘改過的舊衣裳，輪到我了，時興的確良了，可我覺得，這玩意兒還沒我娘那件穿軟了的藍布衫子舒服。
娘端來一盆溫水，放在缺了角的木凳上。“洗把臉，精神精神。”她說。
我走到盆邊，水裡映出我一張臉，黃黃的，沒什麼肉。村裡那些嬸子嫂子們，總說我這張臉生得好，眉毛是眉毛，眼睛是眼睛，尤其那雙眼，黑是黑，白是白，看著就透亮。可我現在看著水裡那個影，隻覺得像極了年前爹從鎮上肉鋪割回來、擺在案板上的那塊五花肉，就等著人來劃量、下刀了。
爹媽為了一袋糧，把我許給了鄰鎮蔣家村的張左明。蔣家村離我們這兒倒不算太遠，翻過兩座山梁子就到了。可那地方，我聽人說，比我們這山坳還窮，地更薄。
那張左明，我就見過一麵。上個集日，他跟他娘，就是我將來的婆婆王桂花，一起來相看。他就站那兒，穿著件半新的中山裝，扣子扣得緊緊的，勒出有點發福的肚子。他娘倒是話多，東拉西扯，眼睛像探照燈似的在我身上掃來掃去，好像是在看一頭牲口，掂量著能出多少肉。張左明沒咋說話，就最後要走的時候，湊近了些，咧嘴笑了笑，露出一口被煙熏得有點黃的牙。他看我的那個眼神，我到現在都記得，說不出的膩歪，帶著一股子占有的得意，還有點兒……怎麼說呢，就像我們這後山上，冬天裡餓急了眼的老狼，瞅見落單的羊崽子的那種光。我當時就打了個寒顫，心裡頭冰涼一片。
可我沒辦法。家裡實在揭不開鍋了。爹前年上山砍柴摔壞了腰，一直沒利索，重活乾不了，掙不了幾個工分。娘身子骨也弱。我上頭有個大姐，叫招娣，嫁在我們本村，日子過得也是雞飛狗跳，姐夫是個悶葫蘆，婆婆厲害，大姐回娘家哭的時候比笑的時候多。還有個四姐，叫來娣，比我大兩歲，老實得三棍子打不出個屁，前年嫁到了更山裡的地方，聽說日子更是苦水裡泡著，上次偷偷托人捎信回來，說身上總有青紫，可爹媽能說啥？嫁出去的閨女潑出去的水。下麵還有個弟弟，叫吳宏，才十六，正是能吃能長的年紀，可家裡常常連紅薯都吃不飽。二姐、三姐受不了難吃野菜樹皮，將自己活活餓死了，而我餓了什麼都吃，隻要能活著，
張家送來定禮那天，除了幾尺布，兩塊香皂，最重要的，是足足一百斤糧票和二十塊現錢。那糧票，能讓我家，特彆是正長個兒的弟弟，小半年不挨餓。我娘捏著那糧票，手都在抖，眼淚啪嗒啪嗒往下掉，不是高興，是難受。我爹蹲在門檻上，一個勁兒地抽旱煙，煙霧繚繞的，我看不清他的臉。
我知道，我沒得選。我們這山裡的女娃，命好像從來就不由自己。大姐是這樣，四姐是這樣，輪到我了，還是一樣。
胡亂洗了把臉，娘拿著把木梳子，給我梳頭。我的頭發又黑又長，娘一下一下地梳著，嘴裡念念叨叨，都是些“過去了要聽話”、“手腳勤快點”、“早點給人家生個兒子”之類的話。我聽著，心裡頭木木的，沒什麼感覺，好像她說的那個人不是我。
梳好了頭，編成一條粗辮子，用紅頭繩紮好。外麵漸漸有了人聲，是請來幫忙的鄰居嬸子，還有大姐招娣也趕早來了。她眼睛紅紅的，看見我，想說什麼，嘴唇動了動，最終隻是歎了口氣，幫著我娘張羅點零碎東西。其實也沒啥好張羅的，我的嫁妝，就一個木頭箱子，還是我姥爺那輩傳下來的，漆都快掉光了，裡麵裝著幾件我平日穿的補丁衣服，還有一雙新做的布鞋，是娘點燈熬油趕出來的。
天光大亮了，外麵傳來手扶拖拉機“突突突”的聲音，是張家來接親的了。我們這山裡頭，規矩沒那麼大，路又不好走，用拖拉機接親，也算是有麵子了。
我娘趕緊把一塊紅布蓋在我頭上。視線一下子被遮住了，隻能看見腳下一點點地。我的心突然“咚咚咚”地擂起鼓來，好像要從嗓子眼跳出去。
外麵響起鞭炮聲，劈裡啪啦的，炸得人心裡更亂。我被人扶著，深一腳淺一腳地往外走。走到門口，快要上拖拉機的時候，突然有人從後麵使勁拉了我的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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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隔著紅布低頭看，是一隻半大不小的手，指節粗大，手心滾燙，還帶著泥土味兒。是弟弟吳宏。
他把我手掰開，塞進來一個東西，圓滾滾，熱乎乎的，是個烤紅薯。
“姐，”他聲音壓得低低的，帶著哭腔，又急又倔，“你拿著！路上吃！到了那邊……要是……要是他們給你氣受，你就跑回來！彆怕！我長大了，我能養你！”
我死死攥著那個烤紅薯，燙得我手心發疼，可這股疼，卻像一下子鑽進了我心裡，把那片木木的冰，燙化了一個角，酸澀的熱氣直往眼睛上衝。我使勁咬著嘴唇，沒讓眼淚掉下來。這大概是我今天，不，是我這十八年來，感受到的唯一的，也是最大的一點暖乎氣了。
我被人扶著手臂，爬上了拖拉機的車鬥。車鬥裡鋪著點乾稻草，我就坐在稻草上。張左明也上來了，坐在我旁邊，身上一股子煙味和頭油味混合的味兒，熏得我有點惡心。他沒跟我說話，隻顧著跟開車的人大聲說笑。
拖拉機“突突突”地開動了，顛簸得厲害。我偷偷把蓋頭掀開一條縫，回頭望。我家那低矮的土坯房越來越遠，爹娘、大姐、還有站在原地一動不動、使勁抹著眼睛的弟弟吳宏，都變成了小小的黑點。村子口那棵老樟樹，也越來越模糊。
我知道，我離開生我養我十八年的家了，要去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和一個隻見了一麵、眼神像餓狼的男人過日子。前路是什麼？我不知道，也不敢想。手裡的烤紅薯，還溫溫的，我把它緊緊捂在胸口，好像那是唯一的倚仗。
山路崎嶇，拖拉機顛簸了差不多一個鐘頭，終於慢了下來。蔣家村到了。鞭炮聲又響起來，比我們村那陣更密更響，還夾雜著小孩的嬉鬨和大人的起哄聲。
車停了，有人扶我下車。腳踩在地上，有點軟。透過紅蓋頭下方，能看到不少腳，穿著各種破舊的布鞋、膠鞋。
流程都是安排好的，拜天地，拜高堂，夫妻對拜。我像個木偶似的，被媒人指引著做動作。周圍吵吵嚷嚷的，我能感覺到無數道目光釘在我身上，有好奇，有打量，也有不懷好意的嬉笑。拜高堂的時候，我聽到一個尖利的女聲，應該是我婆婆王桂花，她聲音帶著笑，但那笑聽起來假假的，沒什麼溫度：“好好，以後就是張家的人了，要懂事！”
夫妻對拜時，我彎腰，隔著蓋頭，能看到對麵張左明的腳，一雙嶄新的解放鞋。我能聞到他身上更濃的氣味。
然後就被送進了所謂的“新房”。其實就是一間土坯房，牆上刷了層白灰，還是新的，能聞到石灰水味兒。屋裡擺設簡單，一張木頭床，一張桌子，兩把椅子，還有一個舊衣櫃。窗戶上貼了個紅喜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