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後，我搬進了新的辦公室——一間帶獨立衛浴的磚房，門口站著兩名隻聽命於我的衛兵。我的鐐銬被取下，換上了一身乾淨的軍裝，肩章上沒有軍銜，隻有一枚特製的徽記：一隻眼睛，注視著天平。
我開始組建我的團隊。我沒有選軍官，而是從俘虜營和後勤雜役中挑選了六個人：兩個會讀寫的本地青年，一個曾是會計的戰俘，一個懂基礎電子設備的技工，還有一個沉默寡言但記憶力驚人的老文書。他們都是“無根之人”，沒有派係，沒有後台，唯一的依靠，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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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白天清點物資，晚上建立賬目。我用最原始的複式記賬法，結合時間戳和責任人簽名，構建起一套“三重驗證”機製：采購單、運輸單、入庫單，三者必須完全一致，否則自動凍結。
一個月後，新係統初見成效。物資損耗率下降了60，采購成本壓縮了近三成。更重要的是，奧馬爾第一次真正掌握了自己軍隊的“血液流動”。
他開始頻繁召見我，不僅談後勤，還問戰略、情報、甚至外交。他稱我為“我的眼睛”。
但我知道，深淵從未遠離。
一天傍晚，我在辦公室整理文件，一名年輕士兵悄悄遞給我一張紙條。上麵隻有一行字，用歪歪扭扭的英文寫著：
“小心你的水。”
我心頭一凜。當晚，我讓技工檢查了辦公室的飲水機，果然在濾芯中發現微量的慢性毒藥——無色無味，長期服用會導致器官衰竭，死因會被誤判為“水土不服”。
我沒有聲張，隻是默默換了水源，並開始記錄每一個進入我辦公室的人。
幾天後，我在例行巡查倉庫時，“偶遇”了後勤部新任主任——一個叫拉希德的上尉。他熱情地與我握手，言語恭敬，眼神卻像毒蛇般陰冷。
“卡桑是個蠢貨，”他笑著說，“但他至少知道，有些錢，不該碰。有些賬，不該查。”
我回以微笑：“所以，你準備讓我也變成蠢貨？”
他笑容一滯，隨即哈哈大笑：“不，先生。我隻是提醒您——在這片土地上，活得太清醒的人，往往死得最快。”
那晚，我徹夜未眠。
我站在窗前，望著遠處營地的篝火，想起秦若菲。她也曾以為自己能用理性改變混亂，結果卻被混亂吞噬。我比她幸運，因為我從一開始就明白：在這裡，真相不是武器，而是誘餌。
第二天，我主動向奧馬爾提交了一份“風險評估報告”，其中隱晦指出，新係統觸動了太多人的利益，建議設立“反貪特彆法庭”，由他直接掌控，以震懾宵小。
奧馬爾欣然采納。一周後，拉希德因“挪用軍糧”被逮捕——證據確鑿，人贓並獲。沒人知道，那份證據，是我讓人悄悄塞進他床底的。
我知道，這很臟。但在這片土地上，乾淨的人活不長。
日子一天天過去，我的地位越來越穩固。士兵們開始叫我“賬房先生”，語氣中帶著敬畏。奧馬爾甚至允許我旁聽作戰會議。我表麵上冷靜自持，內心卻始終繃緊一根弦。
因為我知道，真正的考驗，還沒到來。
直到那天，一封加密電報送到了奧馬爾手中。他看完後，臉色鐵青，立刻召我入內。
“北方防線告急，”他沉聲道，“哈桑旅集結了五千人，正向我們的補給線推進。他們手裡，有我們上個月‘丟失’的那批燃油和彈藥。”
我心頭一沉。敵人不僅拿到了物資，還精準掌握了我們的補給節奏。
“他們怎麼知道的？”奧馬爾盯著我。
我沉默片刻，緩緩開口：“除非……我們內部，還有人活著。”
奧馬爾的眼神，瞬間變得如刀鋒般銳利。
而我知道，從這一刻起，我不再隻是審計賬目。
我必須開始審計人心。
在這片血與火交織的土地上，數字不會說謊，但人會。
而我要做的，就是在謊言織成的網中，找出那根致命的線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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