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的兩天，整個營地都在我的指揮下，進行著一場前所未有、甚至堪稱怪誕的“舞台布置”。
這是一場以真實死亡為道具，以所有人性為賭注的宏大戲劇。我，這個曾經的金融分析師，此刻成了這場戲劇唯一的、躲在幕後的導演。而我的演員們，是一群剛剛從血腥伏擊中逃生的士兵。
營地被徹底“淨化”了。
我們清理了所有近期戰鬥過的痕跡。皮卡車鬥上卡隆凝固的血跡被一遍遍地衝刷、掩蓋，直到再也聞不到一絲血腥，隻剩下柴油和泥土的混合氣味。那些繳獲的、沾著敵人鮮血的武器被塗上厚厚的槍油，用防水布包裹，秘密地藏匿在營地外圍的枯井之中。
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被精心營造出的“受害者”氛圍。
士兵們被命令換上了他們最破舊、最襤褸的衣服。那些平日裡引以為傲的迷彩服和戰術背心被收了起來。取而代之的，是破洞的t恤、磨損的短褲，以及赤裸的、沾滿泥土的雙腳。
按照我的要求，他們必須在臉上和手臂上，塗抹上代表悲傷和苦難的灰燼。這不是隨意的塗抹，而是要混合著汗水和少許油脂，營造出一種長期處於恐懼和悲痛中、無暇自理的憔悴感。
整個營地的聲音都被我嚴格管製了。
平日裡士兵們粗俗的笑罵聲、賭博時的叫嚷聲、訓練時的吼叫聲全部被禁止。營地裡隻允許存在兩種聲音：一種是婦女和兒童營地裡本就有不少家眷）被引導的、壓抑的哭泣聲；另一種，是男人們為失去兄弟卡隆）而舉行的、低沉的哀悼吟唱。
這群桀驁不馴的士兵，起初充滿了困惑和不解。但在奧馬爾那隻獨眼的威懾下，他們最終還是選擇了服從。他們開始笨拙地扮演我分配給他們的角色：不再是戰士，而是一群家園被毀、親人被殺、被迫拿起簡陋武器自衛的難民。
而奧馬爾的表演天賦，則被我徹底激發了出來。
他不再是那個殺伐決斷、雪茄不離手的軍閥。我為他準備了一套新的行頭——一件洗得發白的非洲長袍，一根未經打磨的木質權杖。他對著一麵破碎的鏡子，練習了無數遍，如何用最悲憤、最沉痛、同時又帶著一絲高貴和克製的語氣，去控訴戴維的“背信棄義”和“外國雇傭兵”的殘暴。
他練習如何在講述卡隆的故事時，讓那隻獨眼“恰到好處”地泛起淚光；練習如何在談到“和平”時，表現出向往；又如何在提到“複仇”時，展現出一個領袖被迫應戰的決絕。
他是一個天生的演員。到第二天下午，當我驗收成果時，我幾乎要被他那副悲情英雄的模樣所說服。
而我，則將是這場大戲中，那個絕對不能出現在聚光燈下的導演。我將以“將軍的華夏朋友和人道主義顧問”的身份出現。一個模糊的、中立的、充滿善意的身份。
我所有的算計、所有的冷酷、所有的指令，都必須隱藏在奧馬爾那張悲痛的、充滿戲劇張力的麵具之後。
第三天，黃昏。
“哭泣之穀”的入口。
這個名字是我特意為這次會麵挑選的，它本身就帶著濃厚的故事色彩。這是一條狹窄、荒涼的峽穀，兩側是風化的紅色岩壁。據說在旱季，風吹過峽穀，會發出如同婦人哭泣般的嗚咽聲。
這裡是奧馬爾的地盤和戴維礦區之間的緩衝區，一個完美的、充滿中立與不祥意味的會麵地點。
我們等在那裡。奧馬爾穿著他的“戲服”，身邊隻跟了四名同樣“化了妝”的、扮演護衛的士兵。而我，則站在稍遠處的陰影裡。
晚霞如血，將整個峽穀染上了一層詭異的暗紅色。
我的手心在出汗。這是比在爆炸前倒數時更強烈的緊張。如果阿曼達·斯特恩不來，或者她帶來了皮埃爾的雇傭兵，那一切都將瞬間崩盤。
就在太陽即將沉入地平線的最後一刻，一縷塵煙在遠處的土路上升起。
一輛白色的、飽經風霜的路虎衛士，像一頭孤獨的犀牛，精準地停在了我們麵前。正如我所預料的那樣，她獨自一人，充滿了那種頂尖職業記者特有的大無畏精神，或者說，是對“獨家新聞”的偏執渴望。
車門打開，阿曼達·斯特恩走了下來。
她是一個四十歲左右的白人女性，身材高挑而精乾。她留著一頭極短的、似乎是隨手剪裁的金色短發，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卡其布襯衫和工裝褲。她沒有化妝，臉上的雀斑和風霜的痕跡清晰可見。
但最令人難忘的，是她的那雙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