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公室裡的日光燈管嗡嗡作響，陸野指尖捏著那張打印出來的通話記錄單，紙邊被反複摩挲得發毛。屏幕上，技術組剛傳來的分析報告還亮著——那個突然出現的神秘號碼，是一張未實名登記的“黑卡”，僅在案發前一天晚上有過兩次通話記錄：2017打給劉偉，2023打給李哲，每次通話時長都沒超過兩分鐘，之後便徹底關機，如同從未存在過。
“這不是隨機聯係，是有目的的。”孫建軍把剛泡好的熱茶推到陸野麵前，“兩次通話間隔六分鐘，地點都定位在學校範圍內，說明這個人不僅知道劉偉和李哲的號碼，還清楚他們當晚在學校——更關鍵的是，他刻意用黑卡隱藏身份，肯定和案子脫不了關係。”
陸野端起茶杯卻沒喝，目光落在報告裡“校園內信號覆蓋區域”的標注上。從教學樓到宿舍區，再到操場西側的小賣部，信號軌跡零散卻都圍著學校打轉。“劉偉和李哲之前的口供裡，從沒提過有第三人聯係他們。要麼是他們故意隱瞞，要麼是這個第三人太會藏——藏到連和案件直接相關的兩個人，都未必知道他的真實目的。”
他手指在桌麵上輕輕敲擊，腦海裡重新梳理案件脈絡：張超遇害案發生後，劉偉和李哲因與張超有舊怨、且案發時段行蹤可疑被列為重點排查對象，但兩人的口供始終有出入，又都拿不出完整的不在場證明。如今這張黑卡的出現，像一把鑰匙，突然打開了“第三人”這個新缺口——這個人是誰？為什麼要在案發前聯係劉偉和李哲？是串聯起兩人的“中間人”，還是另有隱情的“推動者”？
“偵查方向得立刻調。”陸野猛地站起身，椅子在地麵拖出一道刺耳的聲響，“重點查案發前一天晚上，誰能拿到這種非實名黑卡，還能在校園裡用它打電話。”
孫建軍也跟著起身，從文件櫃裡翻出學校的平麵圖：“校園裡能用黑卡的人，範圍可不小。學生、教職工，甚至是校外進來的攤販，都有可能。”
“但可能性最大的還是學生。”陸野指著平麵圖上的宿舍區和小賣部，“黑卡流通渠道多在年輕人裡，而且能精準聯係到劉偉和李哲、熟悉校園信號覆蓋的，大概率是本校學生。再結合之前的心理側寫——凶手或相關人性格內向、熟悉校園環境，這個人應該符合‘平時不顯眼、容易被忽略’的特征。要麼是刻意藏起自己，要麼是本身就處於校園社交的邊緣，沒人會注意到他。”
兩人當天下午就再次進駐學校。這次不再局限於劉偉和李哲的同班同學，而是把排查範圍擴大到整個高三年級，尤其是那些在之前的走訪中“被一筆帶過”的學生——成績中等偏下、不愛說話、獨來獨往，且有過被張超欺負記錄的人。
排查工作比想象中更繁瑣。他們先是在教學樓的走廊裡攔住課間休息的學生，又在食堂的角落找單獨吃飯的學生談話，甚至利用晚自習的間隙，在教室後門觀察那些總是坐在最後一排、低頭沉默的身影。大多數學生麵對警察的詢問都顯得緊張，要麼搖頭說“不知道”，要麼小聲嘀咕“沒見過有人用舊手機”，偶爾有幾個說“聽過同學議論黑卡”的，也說不出具體是誰在用。
連續兩天下來，陸野的筆記本上隻記了寥寥幾行模糊的線索，大多是“有人在校外文具店見過賣黑卡的”“好像有個男生總在操場角落打電話”這類無法核實的信息。孫建軍揉著發酸的肩膀，靠在教學樓的牆壁上歎氣：“這校園裡內向的學生太多了，光高三就有十幾個符合‘獨來獨往’的特征，總不能一個個都查一遍吧？”
陸野沒說話，目光落在不遠處的小賣部——那是校園裡最熱鬨的地方之一，也是技術組標注的“黑卡通話信號最強區域”。他正想走過去看看，身後忽然傳來一陣輕微的腳步聲，回頭時，隻見一個紮著低馬尾、穿著藍白校服的女生站在不遠處，雙手攥著書包帶，眼神躲閃卻又帶著一絲猶豫。
“同學，有什麼事嗎？”陸野放緩了語氣，儘量讓自己的表情顯得溫和。他注意到女生校服袖口沾著一點墨水，胸前的校牌寫著“高三2）班林曉”。
林曉咬著下唇，抬頭看了看四周，確認沒人注意這邊後，才小步挪過來，聲音輕得像蚊子叫：“警察叔叔，我……我好像見過你們說的‘用舊手機打電話的人’，但你們能保證不告訴彆人是我說的嗎？”
“當然。”陸野立刻從口袋裡掏出筆記本，“我們絕對保密，你慢慢說。”
林曉的指尖還在微微發抖，她低頭盯著自己的運動鞋，回憶道：“就是案發前一天傍晚，大概六點多吧，我去小賣部買筆，出來的時候想繞到後麵扔垃圾——小賣部後麵堆了好多紙箱，光線不太好。然後我就看到一個男生蹲在紙箱旁邊，背對著我打電話，手裡拿的不是智能機，是那種很舊的直板機，黑色的，按鍵都磨得發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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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話聲音大嗎？你聽到什麼了嗎？”孫建軍急忙追問。
“沒聽清，他壓著嗓子說的，好像很怕被人聽見。”林曉搖搖頭，又補充道，“我本來想趕緊走，結果他突然回頭看了一眼，我嚇得躲到紙箱後麵了。等我再探頭的時候，他已經掛了電話，正往四周看，眼神特彆警惕，就像……就像在確認有沒有人看到他。後來他把手機揣進校服口袋，快步往宿舍區走了。”
“你能認出那個男生是誰嗎？”陸野的筆停在筆記本上，指尖有些發緊。
“應該是隔壁班的王梓。”林曉抬起頭，眼神裡帶著不確定，卻又很肯定，“他的發型很特彆，前麵留了很長的劉海，遮住半張臉，而且他總穿一件灰色的外套，那天我看到的男生穿的就是那件——我之前在走廊裡跟他撞見過一次，他幫我撿過掉在地上的筆記，所以有點印象。”
“王梓？”陸野心裡猛地一沉，這個名字他不是第一次聽到。早在最初排查張超的社會關係時，班主任就提過這個學生——性格極度內向，幾乎沒什麼朋友，座位常年在教室最後一排，成績卡在及格線邊緣，屬於那種“扔進人群裡就找不到”的學生。更關鍵的是，當時班主任還提過一句：“張超以前總欺負王梓，給他起外號叫‘啞巴’，有一次還把王梓的玄幻小說撕了，王梓也沒敢反抗。”
隻是那時王梓的存在感實在太低，加上案發當晚，他同宿舍的四個男生都一致作證：“王梓那天晚上沒出去過，吃完晚飯就回宿舍寫作業，大概十點半就睡了，我們半夜起夜的時候還看到他在床上躺著。”所以偵查員當時沒把他列為重點，隻是簡單做了個筆錄。
“立刻調王梓的資料。”陸野拉著孫建軍往校辦公室走，腳步比剛才快了一倍，“如果林曉說的是真的，那王梓的嫌疑太大了——用舊直板機、刻意躲著人打電話、被張超長期欺負，還符合‘內向、熟悉校園’的側寫，所有線索都對上了。”
校辦公室裡，教導主任翻出王梓的檔案袋，裡麵的資料薄薄幾頁：王梓，17歲，高三6）班學生，戶籍在鄰市的縣城，父母常年在廣東打工，從小跟著奶奶生活，監護人聯係方式登記的是奶奶的老年機號碼。檔案裡的評語大多是“性格沉默，能遵守紀律，學習態度一般”，唯一的特殊記錄是高一下學期，他因為“被同學欺負”向老師求助過一次，但沒說具體是誰欺負他，最後也不了了之。
“他平時在學校除了上課，還會去彆的地方嗎？”陸野問教導主任。
“好像喜歡去操場西側的舊看台，有時候午休會看到他在那裡坐著看書，都是些玄幻、恐怖類的小說。”教導主任回憶道，“他不太跟人交流，班裡的活動也很少參加，宿舍裡的同學跟他也不熟，都說他‘一天說不了三句話’。”
越是了解，陸野越覺得王梓的嫌疑難消。一個長期被欺負卻隱忍不發的內向學生，手裡有未實名的舊手機，還在案發前一天刻意躲著人打電話，這背後絕對不簡單。而最關鍵的突破口，就是他那看似無懈可擊的“不在場證明”——同宿舍同學的統一證詞。
再次詢問王梓的同宿舍同學。這次，偵查員改變了策略，不再直接問王梓在不在，而是問案發那天晚上宿舍裡的細節，比如誰幾點睡的，晚上有沒有人起夜，有沒有聽到什麼異常動靜。
分開一問，細節就對不上了。有人說王梓很早就睡了，有人說不記得他什麼時候回來的，還有人含糊地說好像聽到他半夜下床的聲音。
他們的證詞，變得不再那麼堅定。
突破口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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