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曆烽煙誌四方，登基初欲振朝綱。
削藩反遭藩鎮亂，納貢又逢李懷光。
罪己詔，淚千行，長安夢裡憶盛唐。
半生剛猛半生悔，留與史書說短長。
公元742年，唐玄宗李隆基還在長安城裡摟著楊貴妃賞牡丹，安祿山的叛亂還沒燒到潼關，大唐的天看著還是藍的。就在這看似太平的年月裡，長安皇宮的某個角落，一聲嬰兒啼哭打破了寧靜——唐肅宗李亨的長孫、唐代宗李豫的長子李適，就這麼踩著盛唐最後的餘暉出生了。
這孩子的童年，說好聽點叫“生於憂患”，說難聽點就是“跟著爹媽逃荒”。他剛長到五歲，安祿山就帶著叛軍衝了過來，唐玄宗帶著後宮跑了，李適一家也跟著爺爺唐肅宗往靈武逃，一路上吃了上頓沒下頓，連件乾淨衣服都難找。《舊唐書·德宗紀》裡說他“幼而岐嶷，長而神武”，這話聽著玄乎，其實翻譯過來就是：這孩子從小沒嬌生慣養，見慣了刀光劍影，比一般的紈絝子弟結實，腦子也靈光。
等李適長到二十歲，他爹唐代宗終於把長安搶了回來，可大唐早就不是以前的大唐了——外麵有吐蕃時不時來串門搶東西，裡麵有藩鎮節度使占著地盤當土皇帝，朝廷手裡能管的地盤，也就長安周邊那一小塊。唐代宗看著這爛攤子頭疼，就想讓兒子去曆練曆練。於是李適先被封為奉節郡王，後來又當天下兵馬大元帥，跟著郭子儀、李光弼這些老將去打仗。
說是大元帥，其實就是掛個名學經驗，但李適還真沒閒著。他跟著軍隊跑遍了河南、河北，親眼看見叛軍把老百姓的房子燒了，看見士兵餓肚子啃樹皮，也看見節度使們表麵聽朝廷的，背地裡互相搶地盤。《新唐書》裡記載他“親總戎律，號令嚴明”，雖然有點誇，但至少說明這小夥子沒在軍營裡混日子，是真把這些苦記在心裡了。
公元779年，唐代宗咽氣，三十七歲的李適登基，就是唐德宗。登基那天，他穿著龍袍站在太極殿上，看著底下跪著的文武百官，心裡隻有一個念頭：我爹沒乾完的事，我來乾！一定要把這破碎的大唐，重新拚起來！
德宗剛上台那陣子，那股子乾勁，比剛入職的打工人還足。他知道大唐最大的毛病是啥——藩鎮太橫，朝廷太窮，官員太貪。所以他一登基就放了三個“大招”。
第一個大招：裁汰冗官，整頓吏治。當時朝廷裡光吃閒飯的官就有好幾千，有的官一輩子沒上過一天班，照樣拿俸祿。德宗一看就火了，下旨把這些“吃空餉”的全給撤了，還規定官員要是貪汙超過三十匹絹，直接砍頭。有個叫崔造的官員，以前總說要改革，德宗就讓他當宰相，倆人天天在朝堂上商量怎麼精簡機構。《舊唐書》裡說這時候“中外翕然，謂天下太平可致”，意思是朝野上下都覺得，這下大唐有救了。
第二個大招：節約開支，搞“財政緊縮”。德宗自己帶頭省錢，以前皇宮裡每年要花幾百萬緡錢買珠寶玉器，他下旨全停了；宮裡的宮女太監，裁了一半多；連他吃飯，以前每頓十幾個菜，現在改成四個菜，還不準用金銀餐具。他還下旨讓各地節度使彆再給朝廷送奢侈品，說“歲貢之外，不得彆進”《資治通鑒》）。這一下，朝廷每年能省不少錢，老百姓也不用再被攤派苛捐雜稅，一時間好評如潮。
第三個大招，也是最猛的一個：削藩！德宗心裡清楚，藩鎮不除，大唐永無寧日。當時最橫的藩鎮有三個：李懷仙的幽州今北京一帶）、李正己的淄青今山東一帶）、李寶臣的成德今河北一帶）。這三個節度使死了之後，兒子直接接班，根本不跟朝廷打招呼，把地盤當成了自家財產。
德宗決定拿他們開刀。公元781年，成德節度使李寶臣死了，他兒子李惟嶽上書求朝廷封他當節度使。德宗想都沒想就駁回了：“我爹在的時候慣著你們，我可不吃這一套！想接班？沒門！”李惟嶽一看朝廷不給麵子，就聯合淄青的李納、魏博的田悅、山南東道的梁崇義，四個藩鎮一起造反，史稱“四叛”。
德宗這下更來了勁，馬上派李懷光、馬燧、李晟這些猛將去平叛。一開始打得還挺順利，梁崇義被打敗自殺，李惟嶽被手下殺了，田悅和李納被困在城裡快餓死了。德宗坐在長安城裡，天天聽前線報捷，心裡美得不行，覺得自己馬上就要成為“中興之主”了，比唐太宗還牛。
可他沒料到，藩鎮這潭水，比他想的深多了。他光顧著打叛軍，卻忘了安撫自己人——那些跟著朝廷打仗的節度使，也不是善茬。
德宗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太摳門，還太驕傲。當時跟著朝廷平叛的，有個叫朱滔的節度使，是李懷仙的侄子，本來是幫朝廷打李惟嶽的。等李惟嶽死了，朱滔想要成德的一小塊地盤，德宗覺得“你就是個打工的，還敢跟老板提要求”，直接拒絕了。
朱滔心裡不爽，轉頭就跟被困的田悅、李納勾搭上了。更要命的是，德宗還猜忌平叛的大將李懷光。李懷光立了大功，德宗不僅沒賞，還派太監去監視他，這讓李懷光徹底寒了心。公元783年，李懷光乾脆反了，跟朱滔、田悅、李納合兵一處，四個藩鎮變成了五個，叛軍直接往長安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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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宗這時候才慌了，他以前覺得自己是運籌帷幄的帥才，現在才發現自己就是個“愣頭青”。叛軍還沒到長安，他就帶著太子、妃子，跟當年唐玄宗一樣，從長安西門跑了，一路跑到了奉天今陝西乾縣）。這是他這輩子第二次逃亡，第一次是跟著爺爺逃安祿山，第二次是自己當皇帝逃藩鎮，說起來都丟人。
更慘的是，叛軍裡出了個更狠的角色——朱泚。朱泚是朱滔的哥哥，本來在長安當太尉，德宗跑了之後，他直接在長安稱帝，國號“秦”，還帶著兵去圍攻奉天。奉天是個小城，糧草少，兵力也弱，德宗被困在城裡，天天吃不上飯，連太監都要出去挖野菜。《資治通鑒》裡記載，當時奉天城裡“糧且儘，公卿將相以下，日食米麥不過一勺”，意思是連大臣們每天也隻能吃一勺米，德宗自己也隻能喝稀粥。
有一次，叛軍差點就攻破了奉天城，德宗站在城樓上，看著底下密密麻麻的叛軍，嚇得腿都軟了。這時候，有個叫渾瑊的將領拚死抵抗，才把叛軍打退。德宗握著渾瑊的手，眼淚都下來了，說：“朕以前錯了，要是早聽你的話，也不會落到這步田地。”
被困了一個多月，李晟、馬燧這些將領終於帶著援兵趕到，把朱泚的叛軍打跑了。德宗這才敢從奉天出來，可他還沒回到長安，又出事了——李懷光跟朱泚鬨掰了，自己帶著兵跑了，後來被馬燧打敗自殺。但其他藩鎮還沒平，朱泚還在長安附近晃悠，德宗還是回不去家。
這時候的德宗，再也沒有剛登基時的傲氣了。他看著身邊跟著自己受苦的大臣，看著逃難的老百姓，終於明白：自己以前太急了，太想一步到位，結果把所有藩鎮都逼反了。要是再這麼硬撐下去，彆說削藩了，自己這個皇帝都要當不成了。
公元784年，德宗在漢中今陝西漢中）下了一道詔書，史稱《罪己大赦詔》。這道詔書，堪稱中國曆史上最有名的“檢討書”之一，德宗在詔書上把所有錯都攬到自己身上，說自己“朕實不君，人則何罪”《舊唐書》），意思是我不是個好皇帝，老百姓和藩鎮沒罪，都是我的錯。
他還具體說了自己的錯：不該猜忌大臣，不該苛待藩鎮，不該讓老百姓跟著受苦。最後，他宣布大赦天下，除了朱泚之外，其他造反的藩鎮節度使，隻要願意歸順朝廷，以前的罪都不算，還保留他們的地盤和官職。
這道詔書一出來，效果比打十場勝仗還好。那些跟著造反的藩鎮節度使，本來心裡還怕朝廷算賬，一看皇帝都認錯了，還不追究責任，紛紛上書歸順。田悅、李納這些人，趕緊去掉“王”的封號，重新認朝廷當“老板”。就連以前跟朝廷對著乾的藩鎮，也都派使者來表忠心。
德宗這才敢帶著人回長安。回到長安那天，老百姓都站在路邊看，有的哭有的笑，德宗看著熟悉又陌生的長安城，心裡五味雜陳。他知道，自己的“中興之夢”碎了，從這以後，他再也不敢提“削藩”兩個字了。
回長安之後，德宗像變了個人似的。以前他對官員嚴格，現在變得寬鬆了；以前他省錢，現在開始喜歡錢財了；以前他信任大臣，現在開始信任太監了。
為啥會這樣？因為他怕了。他怕再得罪大臣，怕再逼反藩鎮，怕再被趕出長安。所以他開始“佛係”治國：藩鎮隻要不造反，想乾什麼就乾什麼，朝廷不管；官員隻要不謀反，貪點錢也沒關係；至於朝政，他懶得管，乾脆交給宰相處理，自己躲在宮裡數錢。
有個叫陸贄的宰相，是個忠臣，看著德宗越來越消沉，就天天上書勸他，說“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資治通鑒》），讓他彆再沉迷錢財，要關心老百姓。可德宗根本聽不進去，還覺得陸贄太煩，後來乾脆把陸贄貶到外地去了。
從這時候起，大唐的朝政又開始走下坡路。藩鎮越來越橫，節度使們還是父死子繼，朝廷隻能點頭；官員越來越貪，老百姓的賦稅越來越重；太監的權力也越來越大，後來甚至能乾涉朝政。德宗自己呢，天天在宮裡喝酒作樂，看著庫房裡的錢越來越多，心裡才覺得踏實。
德宗晚年，犯了不少糊塗事。他一方麵當“甩手掌櫃”，把朝政交給宰相，另一方麵又不想放權，總怕宰相權力太大，所以經常派太監去監視宰相，還動不動就換宰相。
當時有個宰相叫裴延齡，是個十足的奸臣。他知道德宗喜歡錢，就天天跟德宗說“我能幫陛下搞到很多錢”，其實就是把老百姓的賦稅加倍征收，再把搜刮來的錢交給德宗。德宗居然信了，還覺得裴延齡是個忠臣，天天誇他。大臣們都知道裴延齡不是好人，紛紛上書彈劾他，可德宗根本不管，還把彈劾的大臣貶官。
還有一件事，更能看出德宗晚年的糊塗。他以前討厭藩鎮，後來卻開始學藩鎮的樣子，把自己的親信派到地方當節度使，讓他們替自己搜刮錢財。有個叫李實的官員，被德宗派到京兆府今西安）當尹，李實上任之後，不管老百姓死活，拚命收稅，連災年都不讓減免。老百姓被逼得賣兒賣女，李實卻跟德宗說“今年糧食豐收，老百姓過得很好”《新唐書》）。德宗居然信了，還賞了李實不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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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德宗也不是完全糊塗。他雖然不管朝政，但心裡還是惦記著大唐的江山。他知道太子李誦身體不好，就提前安排好輔佐太子的大臣；他也知道吐蕃是個威脅，就跟吐蕃議和，還派使者去安撫周邊的少數民族，讓大唐的邊境暫時安定下來。
公元805年，德宗得了重病，躺在床上不能動。他知道自己快不行了，就把太子李誦叫到床邊，囑咐他一定要好好治理國家，彆像自己一樣，一輩子乾了不少後悔事。沒過幾天，德宗就在長安皇宮裡咽氣了，享年六十四歲。
他死了之後，太子李誦登基，就是唐順宗。可順宗身體太差，當了幾個月皇帝就禪位給兒子唐憲宗。憲宗登基後，又開始削藩，還真平定了不少藩鎮，史稱“元和中興”。要是德宗泉下有知，不知道該高興還是該慚愧——自己沒完成的事，居然被孫子完成了。
唐德宗李適的一輩子，就像坐過山車，起起落落，大喜大悲。他剛登基的時候，是個想乾一番大事業的“明君”苗子，裁冗官、省開支、削藩鎮，每一步都走在點子上，差點就真的“中興”大唐了。可他太驕傲、太急躁，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爛，最後被逼得逃亡、下罪己詔，從此一蹶不振，變成了一個“昏君”。
《舊唐書》評價他“誌大而才疏，心高而智淺”，這話很中肯。他有想當“中興之主”的誌向，卻沒有相應的能力和耐心；他知道大唐的毛病在哪，卻不知道該怎麼慢慢解決，總想一口吃個胖子。
但我們也不能全怪他。他出生在亂世，親眼見證了大唐的衰落，心裡著急想挽回，這本身沒錯。隻是他沒明白，治理一個破碎的王朝，就像修補一件破衣服，得一針一線慢慢縫，不能用剪刀亂剪。
德宗這輩子，最大的貢獻可能就是那道《罪己詔》。他敢於承認自己的錯誤，這在皇帝裡是很少見的。也正是因為這道詔書，大唐才沒有在藩鎮之亂中徹底滅亡，為後來的“元和中興”留下了一線生機。
要是德宗能早點明白“慢慢來”的道理，要是他能多信任一些像陸贄這樣的忠臣，要是他晚年沒有那麼沉迷錢財，或許他真的能成為大唐的“中興之主”。可惜，曆史沒有“要是”。
唐德宗李適，就是這麼一個複雜又真實的皇帝。他不是完美的明君，也不是徹底的昏君，他隻是一個在亂世裡掙紮的普通人，想做好卻沒做好，留下了一堆遺憾，也留下了一段讓後人唏噓的曆史。
參考《舊唐書·德宗紀》《新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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