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五代史·唐廢帝紀》裡評價李從厚：“從厚為人柔弱，無謀斷，在東宮，事皆決於左右，及為帝，朱弘昭、馮贇用事，而從厚不能製，遂至於亡。”一句話點透了他的悲劇：不是敵人太強大，是自己太窩囊。
李從珂登基那天，洛陽皇宮裡熱鬨得很。他穿著嶄新的龍袍，坐在太極殿的龍椅上，接受大臣們的朝拜，心裡彆提多得意了——想當初他隻是個小兵，跟著李嗣源打仗，現在居然成了皇帝，這人生簡直跟做夢一樣。
可得意歸得意，李從珂心裡清楚：自己這個皇帝，坐得並不穩。
首先，他不是李嗣源的親兒子，是養子。雖然五代十國不怎麼講究“嫡庶”，但“名不正則言不順”，總有大臣在背後嘀咕他的皇位來路不正。其次，藩鎮的威脅還在，尤其是姐夫石敬瑭——這家夥手裡有兵，還跟契丹有勾結，看著就不是善茬。最後，朝廷沒錢——李從厚逃跑時，把皇宮裡的珍寶差不多都帶走了，現在國庫空空如也，連士兵的軍餉都發不出來。
李從珂思來想去，覺得先解決“錢”的問題最要緊。他召集大臣們開會，說：“現在國庫空虛，士兵們打仗辛苦，咱們得想辦法湊點錢，給士兵發軍餉。”
大臣們你看我，我看你，沒人說話——誰願意把自己的錢拿出來？李從珂見狀，乾脆自己帶了個頭，把皇宮裡剩下的珠寶、綢緞都拿了出來，還讓皇後、妃子們也捐點私房錢。可這點錢遠遠不夠，李從珂急了，下了一道聖旨：讓洛陽城裡的官員、富商都“自願”捐款，要是不捐，就派兵去抄家。
這一下，洛陽城亂了。官員們哭窮，富商們藏錢，有的甚至假裝上吊，就為了少捐點。《舊五代史·末帝紀》裡記載：“帝令京城士庶助軍，百姓皆苦之，多有亡竄者。”意思是李從珂讓京城的百姓捐錢助軍，老百姓都苦不堪言，很多人都逃跑了。
好不容易湊夠了軍餉，李從珂又開始琢磨怎麼對付石敬瑭。他知道石敬瑭有野心，可又不敢直接動手——石敬瑭的河東軍戰鬥力強，還跟契丹關係好，真打起來，自己不一定能贏。
於是，李從珂又想起了李從厚的“老辦法”——調兵。他下旨，把石敬瑭從河東調到鄆州。他以為石敬瑭會像自己當初那樣，要麼乖乖聽話，要麼起兵反抗，到時候自己就能名正言順地收拾他。
可石敬瑭比李從珂想的更狠。他接到聖旨後，沒立馬反，而是先給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寫了封信，說：“隻要您幫我打敗李從珂，我就把幽雲十六州獻給您，還認您當爹！”
耶律德光一看，這買賣太劃算了——幽雲十六州是中原的門戶，拿了這裡，以後進中原就方便多了。於是他立馬率領十萬契丹大軍，南下幫石敬瑭。
消息傳到洛陽，李從珂傻了。他沒想到石敬瑭居然會勾結契丹，更沒想到契丹軍來得這麼快。他趕緊派大將張敬達率領三萬大軍去河東，阻攔石敬瑭和契丹軍。
可張敬達根本不是契丹軍的對手。兩軍在晉陽城外一交手，唐軍就敗了，張敬達帶著殘兵退守晉安寨，被契丹軍和石敬瑭的軍隊團團圍住。李從珂又派了幾路援軍，可要麼被打敗，要麼不敢上前，晉安寨成了一座孤城。
這時候，李從珂本該親自帶兵去解圍——他畢竟是打了半輩子仗的猛將，隻要他親自出馬，說不定能鼓舞士氣，扭轉戰局。可李從珂卻慫了。
他怕了。他怕契丹軍的勇猛，怕石敬瑭的狠辣，更怕自己像李從厚一樣，當了沒幾天皇帝就被殺。於是他整天躲在皇宮裡，要麼喝酒，要麼跟妃子們哭，根本不提領兵出征的事。大臣們天天勸他：“陛下，您得親征啊！不然軍隊就完了，洛陽也保不住了！”
李從珂每次都答應得好好的，可第二天一醒，又縮在宮裡不出來。有次他都穿上戰袍了，準備出發，可一看外麵下雨，又說：“下雨天不適合打仗，等天晴了再說。”就這樣拖來拖去，晉安寨的唐軍糧儘援絕，張敬達的部將楊光遠殺了張敬達，帶著全軍投降了石敬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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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安寨一丟，洛陽就暴露在石敬瑭和契丹軍的麵前。李從珂徹底絕望了，他知道自己沒機會了。清泰三年公元936年）十一月，石敬瑭的大軍逼近洛陽，李從珂帶著皇後、妃子、兒子們，登上了洛陽的玄武樓。
站在樓上，李從珂看著遠處逼近的敵軍，又想起了自己當年在鳳翔城頭的哭聲——那時候他哭來了軍隊，哭來了皇位，可現在，再哭也沒用了。他拿出皇宮裡最後一點酒，跟家人喝了起來，喝著喝著就哭了：“我這輩子，打了無數仗，沒想到最後會落到這個地步……”
哭完，李從珂點燃了玄武樓。大火很快就蔓延開來，濃煙滾滾，遮住了半個洛陽城。這位靠“哭”上位、靠“勇”起家的皇帝，最終在火海裡結束了自己的一生，死時三十九歲，當了不到三年皇帝。
石敬瑭打進洛陽後，找到了李從珂的屍骨，隨便找了個地方埋了，連個像樣的陵墓都沒給。後唐，這個隻存在了十四年的王朝，也隨著李從珂的死，徹底滅亡了。
先說說李從厚的“致命傷”——優柔寡斷，信錯了人。他登基後，本該先穩住局麵，安撫藩鎮，可他卻因為“怕”，盲目聽從朱弘昭、馮贇的餿主意，強行調走李從珂和石敬瑭的兵權，把能打的人都逼成了敵人。《新五代史》裡說他“無謀斷，事皆決於左右”，這話一點不假。他就像個沒主見的孩子，彆人說什麼就信什麼，最後被自己的“怕”和“蠢”坑死了。
再看李從珂的“死穴”——勇猛有餘，智慧不足，還貪於享樂。他靠兵變上位，卻沒想著怎麼治理國家，反而一上來就靠搜刮百姓湊軍餉，把民心都給丟了。對付石敬瑭時，他明明有機會親征，卻因為“慫”和“懶”，錯失了最後的機會。他以為自己的勇猛能解決一切，卻忘了五代十國的亂世裡，光靠勇猛是不夠的——還得有謀略，有民心，有眼光。
而他們共同的悲劇，在於沒看清後唐的“致命隱患”——藩鎮太強，皇權太弱。從李嗣源開始，後唐的藩鎮就手握重兵，不聽朝廷號令。李從厚和李從珂，都想通過“調兵”來削弱藩鎮，可他們沒意識到，在藩鎮勢力大於皇權的時代，這種做法隻會引火燒身。李從厚逼反了李從珂，李從珂又逼反了石敬瑭，本質上都是在“以卵擊石”。
更諷刺的是，李從珂當初靠“清君側”反了李從厚，可他自己登基後，也沒比李從厚好多少——一樣的猜忌藩鎮，一樣的搜刮百姓，一樣的昏庸無能。他以為自己能改變後唐的命運，卻沒想到自己隻是後唐滅亡的“第二塊墊腳石”。
石敬瑭建立後晉後，追封李從厚為“鄂王”，卻沒給李從珂任何封號——在他眼裡，李從珂隻是個“亂臣賊子”。可不管是“鄂王”還是“亂臣賊子”，他們都成了五代十國烽煙裡的一抹塵埃，隻留下一段兄弟相殘、身死國滅的悲歌。
參考《新五代史》《舊五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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