屍體會說話，但有人撒謊
案發後，我是唯一見過凶手麵容的幸存者。
警方讓我反複回憶那雙“深邃如淵”的眼睛。
心理醫生說我出現了創傷後應激障礙。
可他們不知道，我在停屍間工作了二十年。
最擅長從屍體上尋找真相。
當刑偵隊長第三次描述那雙眼睛時，我打斷了他。
“王隊長，你們抓錯人了。”
“真凶的眼角有顆痣，而你們帶回來的這個人，沒有。”
淩晨兩點三十七分，市局刑偵支隊的燈光白得刺眼，像手術台上的無影燈，試圖剝開一切陰影，卻隻照出了更深的疲憊。空氣裡彌漫著廉價速溶咖啡和打印墨粉混合的、一種近乎焦糊的氣味。
我又一次坐在了那間熟悉的詢問室裡，對麵是王隊長和他的記錄員。王隊長眼裡的紅血絲盤根錯節，警服襯衫的領口鬆開著，露出一截被汗水與壓力浸得發暗的皮膚。他已經連續工作超過四十個小時了，為了“7·23”滅門案。
而我，是那個慘案現場唯一的幸存者，或者說，唯一的活口。當時我給那家的女主人，林薇，送她預定好的、需要低溫保存的特製精油，晚了半小時。推開那扇虛掩的、散發著不祥氣息的彆墅門，地獄的景象撲麵而來。然後，在二樓的走廊陰影裡，我與那雙眼睛對上了。
“李師傅，我們再回憶一次，重點是那雙眼睛。”王隊長的聲音沙啞，但努力維持著溫和，“我知道這很痛苦，但這對我們抓住凶手至關重要。”
我點了點頭，沒說話。我的身份是“星光苑”小區的夜間巡邏保安，一個偶然撞破凶案現場、被嚇得幾乎精神失常的可憐蟲。他們給我安排了心理疏導，醫生診斷我有嚴重的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對那晚的細節，尤其是凶手的臉，記憶模糊且混亂。
唯一清晰的，據我反複向警方強調的，是那雙眼睛。
“深邃，像……像看不到底的深淵。”我開口，聲音帶著刻意營造的、細微的顫抖，目光遊離，不與王隊長對視，“很冷，看著你的時候，不像在看活物……瞳孔顏色有點特彆，比一般人要黑……對，眼型偏長，內眼角……有點下勾。”
王隊長身體前傾，引導著：“眉毛呢？有沒有什麼特彆的？或者眼周，皮膚狀態？”
我蹙著眉，像是在極力對抗腦海中那片血腥與恐懼交織的迷霧，緩慢地搖頭：“眉毛……很濃，眉骨很高。彆的……記不清了，太快了，燈又暗……”
記錄員飛快地敲著鍵盤。王隊長輕輕呼出一口氣，掩飾不住失望，但還是鼓勵道：“已經很有用了，李師傅。你提供的‘深淵’這個感覺，還有眼型特征，是我們側寫的重要依據。”
他們依據我的描述，加上現場留下的一點模糊的腳印和半個在不該出現的位置的指紋，鎖定了嫌疑人——一個名叫張彪的男人。有搶劫前科，性格暴戾，身形與現場推斷吻合。最重要的是，模擬畫像專家根據我的口述畫出的眼睛，與張彪的照片有七分相似。他被帶回來已經超過二十四小時，審訊室裡，他始終一言不發，用沉默對抗一切。
這是王隊長第三次找我確認眼睛的細節。他需要鐵證，需要我的指認，來撬開張彪的嘴，或者至少，形成完整的證據鏈。
我看著王隊長布滿血絲的眼睛，那裡麵是破案的急切，是對我這個關鍵證人的依賴，或許，還有一絲不易察覺的疑慮——我的描述始終停留在“感覺”層麵，缺少一擊致命的物理特征。
他們不知道，血腥和死亡，對我而言，從來不是需要被疏導的創傷，而是日常工作。我在市殯儀館的停屍間工作了整整二十年。我是遺體整容師李誌平。我見過各種各樣原因離開人世的軀體，傾聽過他們沉默的“遺言”，最擅長的，就是從那些冰冷、僵硬的皮囊上，剝離出被掩蓋的真相。死亡的氣息浸透了我的每一道指紋，它不會讓我恐懼，隻會讓我異常清醒。
林薇和她丈夫、孩子的屍體，最後都經由我的手，做了初步清理和縫合。那些傷口，那種力度和角度，還有凶手在侵害林薇遺體時留下的一些極其細微、容易被忽略的痕跡……早已在我心裡拚湊出一個與張彪截然不同的影子。一個更冷靜，更殘忍，帶著某種儀式化宣泄的影子。
王隊長還在重複：“根據你的描述，以及我們掌握的情況，張彪的眼睛確實符合‘深邃’、‘眼型偏長’這些特征，雖然他一直不肯抬頭讓我們仔細看，但……”
我忽然抬起頭，第一次，真正地、平靜地看向王隊長的眼睛。
詢問室裡的空氣似乎凝滯了一瞬。記錄員敲擊鍵盤的手指停了下來。
王隊長後麵的話卡在了喉嚨裡，他大概是被我眼神裡驟然褪去的“驚恐”與“迷茫”弄怔住了。那裡麵no隻剩下一種冰冷的、屬於另一個世界的篤定。
我打斷了他，聲音不高，卻清晰地斬斷了房間裡所有的背景雜音：
小主，這個章節後麵還有哦，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後麵更精彩！
“王隊長，你們抓錯人了。”
王隊長的眉頭猛地擰緊，像是沒聽懂：“李師傅，你說什麼？”
“真凶的眼角，”我抬起手，用食指輕輕點向自己右眼外眼角下方大概一厘米的位置，動作精準而穩定，“有顆痣。很小，顏色很淡，接近膚色，但在特定的光線下，尤其是側光或者他微微眯眼的時候，能看清楚。而你們帶回來的這個張彪，”我頓了頓，目光掃過王隊長瞬間僵住的臉，“他的兩隻眼角，都很乾淨，沒有。”
死寂。
記錄員張著嘴，忘了合上。王隊長臉上的疲憊像是瞬間凍結，然後碎裂，露出底下難以置信的震驚，以及一絲被冒犯的慍怒。他盯著我，仿佛第一次真正認識眼前這個“膽小”的保安。
“你……你怎麼知道？”他的聲音乾澀，“你看清了他的臉？之前為什麼不說？”
“我沒看清他的全臉，”我回答得異常平穩，與之前那個瑟瑟發抖的幸存者判若兩人，“大部分是模糊的。但那雙眼睛，和眼角的痣，我看得很清楚。之前……太害怕了，記憶是碎片化的，直到剛才，你反複問我眼睛的時候，這顆痣的影像才突然清晰起來。”我給了他一個符合“ptsd記憶延遲”解釋的理由，儘管我們彼此都知道，這理由此刻顯得如此蒼白無力。
“至於張彪，”我繼續道，語氣沒有任何起伏，“他被帶進來的時候，經過值班室門口，我當時在外麵。他低著頭，但押送他的同事用手電晃了一下，我看到了他的側臉。他的眼角，沒有痣。”
王隊長的臉色變得極其難看。他猛地站起身，椅子腿在地板上劃出刺耳的響聲。他沒有再看我，而是快步走到單向玻璃前，仿佛能透過那裡看到隔壁審訊室裡的張彪。他的背脊挺得筆直，但肩膀微微塌陷，顯示著內心正在經曆的海嘯。
一個他們費儘心力抓回來的、幾乎要定案的嫌疑人。
一個口供、證據鏈雖然薄弱）都指向的關鍵人物。
現在，被一個之前被認定為“受創失憶”的保安，用一顆從未被提及的、小小的“痣”，全盤推翻。
這不僅僅是抓錯人的問題。這是對整個偵查方向的否定，是資源與時間的巨大浪費，是可能讓真凶徹底逍遙法外的致命失誤。
他霍地轉身，目光銳利如刀，重新釘在我身上，那裡麵不再有之前的溫和引導，隻剩下刑警審視嫌疑犯般的壓迫與探究：“李誌平，你確定？你看清楚了？一顆痣？在那種情況下，燈光昏暗，你極度驚恐，你能確定你看到了一顆‘顏色很淡’的痣？”
我迎著他的目光，沒有絲毫閃躲。停屍間裡常年不變的低溫，似乎還殘留在我眼底。
“我確定。”我說，每個字都砸在冰冷的地麵上，“王隊長，我見過太多的……細節。在那種情況下，越是強烈的視覺刺激，越容易烙印在腦子裡。我記得那顆痣的位置，大小，甚至它微微凸起、不是完全平坦的質感。張彪沒有。”
我頓了頓，在他更加驚疑不定的目光中，緩緩補充了一句，像是一把悄然遞出的、淬著寒冰的鑰匙：
“而且，或許你們該去查查，最近半年內，還有沒有其他類似的、但被歸結為入室搶劫或激情殺人的案子，受害者是年輕女性，遭受過度暴力，並且……遺體在死後被凶手進行過某種帶有羞辱性質的擺放或破壞。尤其是，關注一下受害者眼睛周圍的微小痕跡。這個凶手，對眼睛……似乎有某種執念。”
王隊長瞳孔驟縮。
他死死地盯著我，仿佛想從我這張平凡無奇、帶著長期夜班造成的蒼白和疲憊的臉上，看出些什麼。一個保安，怎麼會知道這些？怎麼會用這種語氣，這種措辭？
詢問室裡的空氣，仿佛變成了粘稠的膠質，沉重得讓人喘不過氣。
幾秒鐘後，王隊長什麼也沒說，猛地拉開門，大步走了出去。門在他身後“嘭”地一聲撞上，回蕩在走廊裡，也撞碎了之前所有關於“深淵般的眼睛”的側寫與推定。
記錄員看看門口，又看看我，臉上是全然的不知所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