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城高大的城牆，在北府軍日益緊縮的包圍和持續不斷的器械騷擾下，依然屹立。然而，堅固的磚石能抵擋炮石弩箭，卻難以阻擋另一種無形武器的侵蝕——那就是在人心中蔓延的恐懼、猜疑和絕望。劉裕深諳“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道理，在軍事壓力已然足夠的情況下，一場精心策劃、多管齊下的心理戰，悄然拉開了序幕，目標直指長安城內已然脆弱不堪的人心。
寂靜的深夜，或是霧氣彌漫的清晨，總有一些被削尖、綁著紙條的箭矢，或被偷偷放置的細小竹管，越過城牆，落入長安的坊市之中。紙條上寫的，並非是勸降的官樣文章，而是種種精心編織、真假摻半的謠言：
“姚泓已密遣心腹，攜珍寶欲降晉，獨留滿城軍民送死！”
“宋公劉裕）有令：隻誅姚氏一族，獻城者賞千金，封萬戶侯！抵抗者，城破之日，儘屠！”
“北地姚弼舊部欲開宣平門迎晉軍，清除異己！”
“城中糧儘，官倉之米隻供姚氏親軍，我等皆餓死耳！”
這些謠言，如同致命的病毒，在饑餓、恐慌的人群中飛速傳播。它們利用了城中早已存在的矛盾：皇族與普通將士的矛盾、不同派係的矛盾、軍官與士卒的矛盾、甚至饑民與官府的矛盾。
起初，還有人斥之為晉軍的詭計。但當有人發現官倉發放的糧食確實越來越少、越來越差，當看到某些將領的親兵依舊麵色紅潤，當一些神秘的火災和械鬥真的在夜間發生……謠言便逐漸被當成了真相。
猜忌如同瘟疫般滋生。士兵不再信任長官，百姓怨恨軍隊，甚至軍中不同派係之間也互相提防，見死不救的情況時有發生。一種“末日即將來臨，隻能各自求生”的陰暗心態，籠罩了整個長安。
除了散布謠言，劉裕更注重精準打擊。他充分利用了王懿等一批投降的後秦高級將領和官員的價值。
王懿親自修書數封，射入城中，那些他熟知、且如今仍在城中擔任要職的舊日同僚。信中並非空泛的勸降，而是具體分析利害：
“姚秦氣數已儘，兄長豈不見渭水之敗？徒守孤城，無異於抱薪救火。宋求賢若渴，如弟雖不才，亦得重用，保全身家富貴。兄之才遠勝於弟，若能審時度勢，獻門以降，非但無過，反有大功於新朝！若執迷不悟，城破之日，玉石俱焚，悔之晚矣！勿謂言之不預也！”
這些信件的殺傷力極大。收到信的人，往往陷入巨大的煎熬。他們與王懿共事多年，知根知底，王懿的現狀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信中所言，句句戳中他們內心最深的恐懼和貪念。是陪著姚泓這艘破船一起沉沒，還是抓住機會，成為新朝的功臣？
甚至有一些膽大心細的北府細作，通過各種渠道，與城內的某些實權人物取得了聯係，許以更具體的承諾和保證。
軍事行動也成為了心理戰的一部分。北府軍的攻擊開始變得富有選擇性。
對於抵抗激烈的區域，炮石弩箭毫不留情，進行毀滅性打擊，展示其無可抗拒的武力，強化守軍“抵抗必死”的認知。
而對於一些抵抗意誌明顯薄弱、或者有暗中聯絡跡象的防區，北府軍的攻擊則雷聲大雨點小，有時甚至故意網開一麵，允許少量人員“僥幸”逃脫，讓其將恐慌情緒帶回城內。
對於試圖出城投降的個彆士卒或小股部隊，北府軍則嚴格遵守諾言，予以接納，給予食物，並對其進行簡短“教育”後，有時甚至會放其回城，讓他們成為活的廣告，講述晉軍的“寬大”和“守信”。
這種區彆對待的策略，進一步加劇了城內的分化。那些遭受猛攻的部隊怨氣衝天，認為自己是替死鬼；而那些被“放過”的部隊則心存僥幸，抵抗意誌更加薄弱。
而所有心理戰術能夠生效的終極基礎，依舊是日益嚴峻的糧食危機。
圍城日久，城內的存糧以驚人的速度消耗。最初還能保證軍隊的口糧，後來隻能減半發放，稀粥能照見人影。普通百姓更是早已斷糧，隻能挖掘草根樹皮，甚至出現了易子而食的人間慘劇。餓殍隨處可見，呻吟哭嚎之聲日夜不息。
饑餓，是最有效的瓦解劑。它剝去了人性最後的尊嚴和忠誠。什麼國仇家恨，什麼君臣大義，在空空如也的肚腹麵前，都顯得蒼白無力。人們腦子裡隻剩下一個念頭：食物，活下去。
當北府軍偶爾用拋石機將一些熱騰騰的餅餌投入城中時，引發的不再是嘲笑，而是瘋狂的爭搶和踩踏。這看似微不足道的舉動，卻比千言萬語的勸降書更直接地擊垮了人們的心理防線。
長安城，從內部開始腐爛、發臭。城牆依舊高大，但守城者的意誌已經千瘡百孔。軍隊紀律渙散，逃亡事件與日俱增。將領們各懷鬼胎，有的暗中聯絡準備獻城，有的則抓緊最後時間搜刮財富，準備後路。姚泓躲在深宮，發出的詔令幾乎無人聽從，他的朝廷已經名存實亡。
攻心為上，不戰而屈人之兵。劉裕的策略，正在一點點地抽乾長安最後抵抗的底氣。這座巨大的城市，雖然還沒有被物理攻破，但其精神內核早已崩潰。它像一顆被蛀空的大樹，外表看似完好，隻需最後一陣微風，便會轟然倒塌。北府軍的最終總攻，與其說是軍事行動，不如說隻是去接收一個早已在心理上投降了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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