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取士的詔書如春風般拂過帝國，為寒門才俊開辟了通往廟堂的狹窄蹊徑。然而，陳衍與崔浩等有識之士深知，一次考試所能選拔的人才終究有限，且無法係統性地塑造其思想與忠誠。若要為新朝奠定萬世不移之基，必須建立一個能夠持續不斷地培養符合新朝價值觀、精通治國之術的人才搖籃。於是，在科舉製度初具雛形的同時，另一項關乎帝國文化根基與未來人才儲備的重大工程——重振太學，被提上了緊迫的日程。
前朝太學，曆經戰亂，早已凋敝不堪。房舍傾頹，典籍散佚，博士離散，曾經弦歌不絕的學術聖地，隻剩下斷壁殘垣和荒草萋萋，無聲訴說著文明的劫難。
這一日，陳衍在崔浩、禮部尚書以及將作大監墨衡的陪同下，親臨長安城南郊的前朝太學舊址。殘破的景象令人觸目驚心。寒鴉立於枯樹之上，歪斜的碑碣半埋於黃土之中。
陳衍駐足於一片廢墟前，沉默良久，方才緩緩開口，語氣中帶著不容置疑的決心：“斯文掃地，乃至於此。然，武功可定天下，文教方安天下。太學，乃文教之核心，賢才之淵藪。此處，必須重建！要建得比以往更大，更好，要讓它成為永興盛世的文化象征！”
皇帝的金口玉言，如同最強勁的動員令。將作監立刻調集最好的工匠和物料，工部撥付專款，一場大規模的重建工程迅速展開。拆除危房，清理廢墟，夯實地基，新的殿堂、齋舍、藏書樓、射圃拔地而起。陳衍甚至親自審閱了幾處主要殿堂的設計圖，要求務必宏偉莊嚴，又能體現新朝氣象。
與此同時，禮部在全國範圍內廣發“求賢令”，重金禮聘碩學名儒出任太學博士。不僅限於關中，甚至派人前往江東、河北等文化昌盛之地，延請那些因戰亂而隱居、德高望重的學者。
“陛下有旨，太學將廣開大門，不限門第，無論士庶，隻要通曉經術，通過考核，皆可入太學就讀！學成之後，或由太學推薦參加科舉，或直接由朝廷量才授官！”求賢的使者如此宣告。
這對於許多堅守學術卻報國無門的儒生而言，無疑是巨大的吸引力。很快，一批聲名顯赫的大儒應召而來，他們之中有皓首窮經的經學大師，有擅長策論的實務之才，甚至還有幾位精通律法、算學的專家。皇帝親自接見了他們，授予博士頭銜，待遇優渥，以示尊師重道。
生源的招募同樣打破了常規。詔令明確：“凡大秦疆域之內，年十五以上，三十以下，通一經以上者，無論華夷胡漢，皆可報名參加太學入學試。”這“無論華夷胡漢”一條，尤為引人注目。它明確向河西、隴右地區的羌、氐、匈奴乃至鮮卑等族的子弟敞開了大門，體現了新朝推動民族融合、以文化認同超越血統差異的深遠戰略。
消息傳出，各方反響強烈。漢族士子自然是踴躍報名，期望進入這最高學府深造，為未來的仕途增添最重的砝碼。而一些歸附的胡人貴族，在經曆了最初的觀望和猶豫後，也意識到讓子弟學習漢家經典、融入主流文化的重要性，開始謹慎地選派聰慧的子弟前來應試。
長安太學重建竣工之日，舉行了隆重的“釋奠”典禮。嶄新的太學矗立在陽光下，廡殿頂覆著青色琉璃瓦，朱漆大門莊嚴厚重，“太學”匾額由皇帝禦筆親題。鐘磬齊鳴，香燭繚繞，陳衍率文武百官，親自祭祀孔子及曆代儒家先賢。
典禮之後，首次太學入學考試舉行。經過嚴格篩選，首批三百名太學生脫穎而出。他們之中，有衣著簡樸的寒門之子，有錦衣華服的士族子弟，甚至還有幾十位穿著本民族服飾、神情略帶局促卻又目光新奇的胡人青年。他們站在一起，構成了太學乃至整個大秦王朝未來的一道新奇而充滿希望的風景。
開學伊始，一道更深刻的變革隨之而來。崔浩奏請：“經學乃治國之本。然前朝經學，師法多家，章句繁雜，往往歧義百出，甚或曲解經義，於新政不利。臣請陛下欽定《五經》標準文本及權威注疏，頒行天下，以為太學教材及科舉考試之依準，統一學術，匡正思想。”
陳衍準奏。於是，以崔浩為首，召集太學博士中的頂尖學者，成立了“經局”，開始了一項浩大的文化工程：校勘《詩》、《書》、《禮》、《易》、《春秋》等儒家經典，摒棄那些被認為過於玄虛或不合時宜的注解，選擇或親自撰寫能夠宣揚“大一統”、“忠君愛國”、“仁政德治”、“華夷一體”等符合新朝意識形態的標準注疏。
這項工作同樣伴隨著爭論。一些固守舊學的博士對此提出異議，認為這是“桎梏學術”。但崔浩態度堅決：“學術需為現實服務。永興新朝，需要有永興之學術。統一經義，非為禁錮思想，乃是為國家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天下學子確立共同之是非標準！”
最終，一套帶有鮮明永興朝印記的“官定”經學教材被編纂出來，迅速刊印，分發至太學以及各州郡縣學。太學的課堂上，博士們開始依據這套統一教材進行講授。
課堂上，博士引經據典，闡述著“天子受命於天”、“治國平天下”的道理；齋舍裡，各族學子共同研讀經書，切磋學問；射圃、算學場中，也時常可見他們活動的身影。一種新的、融合了學術、政治與民族色彩的文化氛圍，在重光的太學中逐漸形成。
陳衍時常會微服前往太學，巡視學舍，甚至偶爾會坐在課堂後排，聽博士講學，觀察學子的反應。他看到胡人子弟刻苦學習漢文經典，漢族學子也開始嘗試了解胡人的風俗習性，心中頗感欣慰。
太學的重光，不僅僅是一座學校的重建，更是一個強大的文化信號。它宣告著新朝在武力征服之後，開始了文化上的整合與建設。它旨在係統地培養忠於新朝、精通儒術、具備治國才能的後備力量，並通過統一經學教材，將儒家思想與永興新政的合法性緊密結合起來，為帝國的長久統治奠定堅實的思想基礎和人才基石。這裡走出的學子，將來不僅會成為官員，更會成為儒家教義的傳播者，將“永興”的理念帶往帝國的四麵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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