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框架已然堅實，律法、田製、官製、軍製乃至史觀皆已煥然一新，如同巨艦的龍骨、舵輪與風帆均已齊備。然而，在陳衍與崔浩等深諳治國之道的重臣看來，若要這艘巨艦行穩致遠，凝聚千萬人心，還需一種無形卻強大的力量——那便是禮樂教化。“禮”以彆秩序，定尊卑，規範行為；“樂”以和人心，通情感，移風易俗。二者相輔相成，是維係社會和諧、提升文明認同、彰顯王朝正統不可或缺的軟實力。前朝末世，禮崩樂壞，不僅是製度的崩潰，更是道德與文化的淪喪。永興新朝欲開太平，必須在禮樂文化上重樹標杆。
這一日，陳衍在太常寺卿和禮部尚書的陪同下，視察了太常寺下屬的樂府和掌管儀仗的部門。所見景象，雖經初步整頓，仍難掩凋敝。樂官流失，樂器殘舊，樂譜散佚；儀仗器物更是規格混亂，色彩暗淡，難以彰顯新朝氣象。
陳衍撫著一麵漆皮剝落、銘文模糊的舊鼓，沉默良久，對隨行官員道：“禮樂不可廢弛。聞其樂而知其德，觀其禮而明其序。如今製度初立，若禮樂不興，何以教化萬民？何以彰顯永興文明之盛？此事，需即刻著手，製定新朝之禮樂規範！”
他隨即下令，由太常寺總攬，禮部協同，召集通曉音律的樂官、精通古禮的儒生、以及巧手工匠，立即著手三項工作：重定雅樂、規範儀仗、完善祭祀。
重定雅樂是第一要務。太常寺內，爭論異常激烈。
以一位白發蒼蒼的老樂官為首的傳統派主張：“雅樂乃天地之正聲，關乎國運，豈能輕改？當恢複古製，遵循《周禮》、《樂經》，演奏《韶》、《武》之樂，方能彰顯正統，感格天地。”
而一些較為年輕的樂官和受邀的學者則提出異議：“古樂固然莊重，然曲高和寡，且年代久遠，音律譜牒多已失傳，難以複原。即便複原，其聲沉悶緩慢，恐不合當今新朝開拓進取之氣象！”
“陛下，”太常寺卿向陳衍請示，“此事關乎重大，臣等難以決斷。”
陳衍聽取了雙方意見，沉思後決斷道：“雅樂之要，在於‘雅正’二字，而非泥古不化。可汲取古樂之精神，融彙當今之氣象。音律需莊重和諧，樂曲需大氣磅礴，既要能用於祭祀天地、朝會大典，令聞者生敬畏之心；也要能鼓舞士氣，提振民心。可創作新曲，如《永興之樂》、《太平頌》等，主題當歌頌統一，讚美農耕，祈願和平。舊樂中適宜者，可斟酌采用，但不必拘泥。”
有了皇帝的定調，樂官們開始忙碌起來。考證古樂律呂，嘗試新的曲調組合。樂府內終日絲竹之聲不絕於耳，時而古樸莊嚴，時而昂揚激越。匠人們則奉命修複和製作新的樂器：編鐘、編磬、琴、瑟、簫、笛……務必材質精良，音準精確。
規範儀仗的工作同樣繁重。禮部與太常寺參照古籍，結合新朝特點，詳細規定了不同等級典禮的儀仗規格：皇帝鹵簿的規模、旗幟的樣式與顏色玄色為底，金龍為飾）、百官朝服的形製與紋飾、祭祀時所用的器物俎豆、玉帛、酒醴）等，皆有定式。力求在莊嚴隆重的同時，避免前朝的奢靡繁瑣，體現出新朝的簡樸與威嚴。將作監和軍器監被要求按圖製作，確保精美統一。
完善祭祀製度則更為嚴肅。規定了祭天、祭地、祭宗廟、祭先農、祭先蠶等國家級祭祀的詳細流程、祭文格式、樂舞配合。尤其強調了祭祀的真誠與規範性，反對虛應故事。“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要求主祭者與參與者必須心懷敬畏，通過莊嚴的儀式，強化對天地、祖先、社稷的感恩與敬畏之心，從而鞏固帝國的精神支柱。
數月之後，一套初步的《永興禮樂製》草案呈送禦前。陳衍仔細審閱了其中的核心內容，並特意觀摩了一次新雅樂的小型演練。
在太常寺的演練場上，新鑄造的編鐘被敲響，雄渾悠長的聲音蕩滌人心；改良後的鼓聲沉厚有力，不再沉悶；新的樂曲融合了古典的莊重與時代的昂揚，令人聽之不由肅然又振奮。新設計的儀仗器物在陽光下熠熠生輝，黑金二色顯得既神秘又威嚴。
陳衍頷首表示滿意：“大體甚好。可先於冬至祭天、新年朝會等大典中試行。在實踐中不斷完善。”
他特彆強調：“禮樂之用，在於教化，而非炫技。要讓天下百姓通過參與或觀禮，感受到秩序之美、和諧之貴，從而心生向往，自覺遵從禮法。各州郡縣學，亦需傳授基本禮儀；地方祭祀活動，需依製進行，潛移默化，移風易俗。”
《永興禮樂製》的頒布與試行，標誌著新朝的文化建設進入了更高階段。它不再僅僅是滿足於政治上的統一和軍事上的強大，開始致力於精神層麵的整合與提升。莊嚴的雅樂逐漸在重大典禮上取代了雜亂無章的舊樂；統一規範的儀仗，成為了皇室權威和國家秩序的視覺象征；嚴謹的祭祀儀式，則凝聚了官員與民眾的文化認同。
這看似繁文縟節的工作，實則是在為帝國的肌體注入文明的基因，是在構建一種超越地域和出身的文化認同感。它告訴所有人，永興王朝不僅是一個強大的政權，更是一個有著獨特文化氣質和精神追求的文明實體。禮樂之功，潤物無聲，卻深遠持久，正在將“永興”二字，深深地烙印在這個新興帝國的文化靈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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