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話掛斷，周國華的聲音在安靜的秘書室裡顯得格外清晰。
“小灶”，這兩個字像兩塊燒紅的烙鐵，精準地燙在了江澈那顆向往自由的心上。
在縣委大院裡，“小灶”不僅僅是一個吃飯的地方，它更是一種待遇，一個標簽，一道無形的門檻。能進去的，都是常委級彆的領導，或者書記、縣長欽點的“自己人”。
這頓飯，名為便餐，實為“鴻門宴”。
這是新領導對新下屬的一次全方位、無死角的壓力測試。飯桌上的每一句閒聊，每一次舉杯，甚至每一個夾菜的動作，都會被放在顯微鏡下仔細審視。
江澈感覺自己的頭皮一陣發麻。他寧可在書櫃前再蹲一天，把每一份檔案都用牙刷清理乾淨，也不想去吃這頓飯。
但他彆無選擇。
“好的，書記。”江澈應了一聲，聲音平穩得聽不出一絲波瀾，仿佛這隻是一個再尋常不過的加班通知。
周國華滿意地看了他一眼，轉身走回自己的辦公室，隻留下一句：“五分鐘後，樓下。”
江澈迅速將桌麵收拾乾淨，關掉電腦，穿上那件口袋裡藏著驚天秘密的外套。他對著窗戶的玻璃，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領，鏡中的年輕人麵容平靜，眼神裡卻藏著一絲視死如歸的悲壯。
下樓的路上，江澈的大腦在飛速運轉，模擬著飯桌上可能出現的各種情況，並預設了上百套應對方案。上一世二十年的官場生涯，彆的沒學會，這種飯局上的“生存之道”早已刻進了骨子裡。
核心要義隻有一條：少說，多聽，永遠彆當主角。
食堂小灶在一個獨立的院落裡，環境清幽。包廂裡隻有一張小圓桌，四菜一湯已經擺好，都是些家常菜式，清淡爽口。
周國華示意江澈坐下，親自給他盛了一碗米飯。
“嘗嘗我們食堂師傅的手藝，彆拘束。”
飯局就在這種看似溫和的氛圍中開始了。
周國華沒有談工作，他聊起了家常，問了問江澈的家庭情況，父母身體如何，有沒有女朋友。
江澈的回答滴水不漏，既表達了對領導關心的感謝，又沒有透露任何多餘的私人信息。他就像一個精密的機器人，每一句話的長度、語調和信息量都經過了精準的計算。
“聽建國說，你是主動申請到青龍鎮去的？”周國華夾了一筷子青菜，看似隨意地問道。
來了。
江澈知道，真正的考驗開始了。
“當時年輕，覺得基層很鍛煉人。”江澈的回答很官方，很標準。
周國華笑了笑，放下了筷子：“年輕人有這種想法是好的。不過，青龍鎮那地方，條件苦，情況也複雜。你在那裡待了那麼久，就沒想過動一動？”
這個問題，像一把手術刀，精準地剖向了江澈的內心。
這是一個典型的“釣魚”問題。如果回答“想”，就顯得功利心太重，不夠踏實；如果回答“不想”，又顯得不求上進，沒有培養價值。
江澈心裡冷笑，嘴上卻是一副憨厚誠懇的樣子：“說實話，也想過。但鎮裡的工作總是一件接著一件，孫書記和李鎮長也很信任我，總覺得手頭的事還沒做完，就這麼走了，心裡不踏實。”
這番話，既承認了自己有“上進心”，又把原因歸結為“責任感”和“領導的信任”，順便還捧了一下孫大海和李衛國，可謂一舉三得。
周國華眼中的讚許之色一閃而過。
他要的秘書，不需要有多麼銳意進取的開拓精神，但必須要有這種周全的智慧和穩重的品性。
江澈的回答，讓他很滿意。
一頓飯吃得波瀾不驚，卻又暗流湧動。江澈全程精神高度集中，感覺比整理一天書櫃還要累。
吃完飯，周國華沒有讓他送，自己散步回了家屬院。江澈站在食堂門口，看著書記的背影消失在夜色裡，才長長地吐出一口氣，感覺渾身的肌肉都鬆弛了下來。
他摸了摸內側口袋裡那個硬邦邦的檔案袋，感覺它又重了幾分。
縣委辦給江澈安排了臨時的單身宿舍，就在辦公樓的後院。房間不大，但收拾得很乾淨。
關上門，隔絕了外麵的一切，江澈才感覺自己真正活了過來。他脫掉外套，將那份檔案袋拿出來，放在書桌的台燈下。
昏黃的燈光，照在牛皮紙袋上，那幾個模糊的字跡仿佛也變得沉重起來。
不能再等了。
這件事就像一顆定時炸彈，多在自己手裡停留一分鐘，風險就增加一分。他必須儘快找到破局的線索，然後把這個燙手山芋扔出去。
他打開房間裡那台老舊的台式電腦，開機速度慢得像個垂暮的老人。在等待的間隙，他閉上眼睛，在腦海裡重新梳理了一遍案情。
這起案子的核心，是栽贓陷害。
突破口，就在於那個時間上的矛盾點——會計張文清，不可能在同一天出現在兩個地方。
隻要能證明這一點，整個案子的證據鏈就會瞬間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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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問題是，怎麼證明？
二十年過去了，當年的報紙或許還能在圖書館的故紙堆裡找到，但那隻能作為旁證。想要推翻法院的判決，必須要有更直接、更確鑿的證據。
比如，張文清本人的證詞，或者，當年那本偽造的賬本原件。
電腦終於進入了係統桌麵。江澈熟練地連接上縣委的內部辦公網絡，他現在有了書記秘書的權限，可以查閱到很多普通乾部接觸不到的資料庫。
他的第一個目標，就是找到當年參與這起案件的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