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禧年的渡口
大邱的雨季，仿佛沒有儘頭，連時間都被雨水泡得綿軟、褪色。阿炫童年的紅磚樓，樓梯扶手鏽蝕如凝固的血痕。六歲那年，一場暴雨吞噬了妹妹，渾濁的水溝再無漣漪。母親把悲慟生生咽下，化作一句淬毒的詛咒，狠狠釘進阿炫的生命裡：
“為什麼死的不是你？”
那枚釘子，從此深嵌。她學會了隱身：走路貼牆根，吃飯隻夾眼前菜，將存在感壓縮至無聲無息。
十八歲前，唯有學校天台是她喘息之地。黃昏的風卷起操場的旗幟，獵獵作響。她站在水泥圍欄邊緣，腳尖懸空，丈量著與解脫的距離。
“跳下去，就輕鬆了吧？”
可奶奶那雙布滿溝壑的手，曾笨拙地擦去她的淚痕，聲音像乾癟的豆莢：
“再熬一熬，娃兒，明天說不定有烤紅薯呢。”
於是，她熬著。白天課堂，夜晚便利店的冷光，淩晨兩點路燈下背英語單詞的剪影——隻因聽說“外麵的世界講英語”。烤紅薯的溫熱幻想，是暗夜裡唯一的光點。
十九歲，她攥著那張寫著“藝術類可申請獎學金”的貧困生表格，擠進了漢城一所學費最廉的私立大學，主修戲劇電影。無關夢想，隻為生存。
第一次站在舞台中央，滾燙的燈光如瀑傾瀉，台下是無邊的黑暗。那一刻，胸腔裡傳來陌生的轟鳴——原來“被看見”的感覺，如此震耳欲聾。
然而現實沒有追光。大二，奶奶中風倒下，父親再婚，母親遠走釜山。生活的臍帶驟然斷裂。她鑽進地下酒吧的霓虹，踩著爵士樂的鼓點，一小時兩萬韓元約合人民幣100元）。汗水浸透廉價演出服，腳踝在重複的旋轉中腫成饅頭。
2000年3月，校園公告欄一角，一張印著陌生方塊字的中文海報闖入眼簾：“招募赴台拍攝偶像劇，需韓語流利、能吃苦。”
海報上的繁體字，她一個也認不全。但那句“能吃苦”像磁石。她幾乎是撲上去，撕下了那張寫有電話號碼的紙片。
麵試那天，她套上跳蚤市場淘來的唯一正裝——黑西裝，袖口磨得發亮，如同她磨損的青春。監製問：“為什麼想去台灣？”
她用磕絆的英語，鑿開一條生路：“becauseineedtoeave.”
2000年9月15日，桃園機場籠罩在細密的雨幕中。她推著一隻20寸的舊行李箱，裡麵塞滿了速食泡麵、幾罐辣泡菜，還有一本翻得卷邊的拚音注音對照表。
來接機的製片助理熱情地喊：“阿炫！”
她怔忡兩秒才反應過來——那是報名表上隨手寫下的“藝名”。一個嶄新的代號，一個剝離過去的符號。
高雄片場，中文劇本如同天書。“我很想你”四個字，標注著“ohenxiangni”。她對著鏡子，一遍遍拗著僵硬的舌頭，練到淩晨三點，唇角乾裂。
拍攝第三周，她被懸吊在兩層樓高的鋼絲上。風掠過，身體如秋千晃蕩。導演一聲“卡”，鋼絲鬆脫，她直直墜入保護用的保麗龍箱。尾椎骨裂開細縫。
深夜十一點，她扶著冰涼的牆壁，挪進街角的711買冰敷。收銀員遞來一杯熱氣騰騰的關東煮，湯頭清澈。
“妹妹，加油喔。”陌生的方言，陌生的善意。
那聲“妹妹”，讓她瞬間潰堤，在便利店門口蹲下，哭得像當年那個無助的小女孩。
2000年10月31日，《戀香》殺青宴。她縮在角落，穿著借來的不合身小禮服。第一口啤酒滑入喉嚨，辛辣翻湧，她慌忙吐回杯中——怕醉後失態，怕眼淚決堤。
製片人端著酒杯走來：“明年要不要去北京？那邊機會更多。”
“機會”二字於她尚模糊，但“更多錢”的意思，卻像燈塔穿透迷霧，瞬間點亮了她的眼。
8.“氧氣美女”與指指點點
11月，劇組散場。她獨自留在台北。白天跑通告，夜晚在師大夜市人流中穿梭，分發印有自己泳裝照的傳單，標題刺眼：“韓國氧氣美女”。
路人的竊竊私語如針紮：
“就是她，拍限製級的那個。”
她將帽簷狠狠壓下，手指在口袋裡死死掐進掌心，留下月牙形的白痕。
2000年12月24日，平安夜。捷運淡水線的最後一班車，載著她穿梭於寂靜。車廂空蕩如漂泊的孤島，窗外流光溢彩的燈火，是劃過的流星。
手機屏幕亮起，一個未接來電——母親。三年來第一次。她沒有回撥，隻是將冰冷的機身緊緊貼在胸口，仿佛能汲取一絲虛幻的暖意。
列車在黑暗中疾馳，廣播用四種語言報站，編織著異鄉的疏離。恍惚間，奶奶那關於“烤紅薯”的絮語，再次穿透歲月，輕輕落在耳邊。
她把滾燙的額頭抵上冰涼的窗玻璃，對著窗中那個模糊的影子，也對著無儘的前路，低語如咒，亦是承諾：
“阿炫，再熬一熬。”
——故事定格於此。2000年的風，依舊凜冽如刀，但地平線的儘頭，已隱隱透出灰白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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