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的台北街頭，冬天來得比往年更早。士林夜市的紅燈籠剛亮，空氣裡混著烤魷魚和桂花香。小淩把那條洗得發白的毛線圍巾往上拉了拉，幾乎遮住了小巧的下巴和總是微微上揚、帶著點天然笑的嘴角。她呼出的白霧在霓虹裡一瞬就散了，像她此刻飄忽的心緒。懷裡緊緊抱著剛從華岡藝校領回的結業證書，紙角已經卷得發毛，像一朵被揉皺了的、承載著夢想的雲。
這是她19歲的最後一個月。白天，她在大聲經紀那間彌漫著汗味和地板蠟氣息的排練室裡，對著巨大的鏡子一遍遍練習舞步。汗水濡濕了她額前細碎的、帶點栗色的卷發，貼在光潔飽滿的額頭上。那雙標誌性的大眼睛在專注時格外明亮，卻常常因睡眠不足而帶著淡淡的青暈，像沒暈開的眼影。晚上，她就獨自回到通化街那間頂樓加蓋的、冬冷夏熱的小房間。鏽跡斑斑的鐵門一推開，冷風先灌進來，把牆上貼著的海報吹得獵獵作響——濱崎步的炫目、安室奈美惠的酷颯、boa的活力，全是她省下午餐錢，偷偷跑去誠品翻看日韓雜誌時小心翼翼剪下來的寶貝。地板吱呀一聲，宣告她的歸來。她蹲下來，把那張印著“王君如”三個字的證書，鄭重地壓進抽屜最底層，像藏起一張不合時宜的獎狀。
她也說不清自己為什麼要躲著那張紙。也許因為它寫的是“王君如”，而不是“小淩”。經紀人說“王君如”太像隔壁班那個戴眼鏡、成績單永遠滿分的好學生名字，不夠閃亮，不夠有記憶點；公司要她做“小淩”，一個全新的、會跳舞的、帶著一點水嫩果凍光澤的甜心偶像。“小淩”聽起來像一顆剛拆封、q彈誘人的軟糖，而“王君如”……隻是媽媽每天淩晨四點，在蘆洲老家那間彌漫著麵粉和蒸汽的狹小廚房裡，伴著收音機沙沙的戲曲聲，揉麵、擀皮、蒸包子時，呼喚的那個平凡女兒。
家境的底色是清簡而堅韌的。她從小在蘆洲的舊巷弄裡長大，父親在她幼時便離開了家，母親靠著在巷口擺攤賣早點，獨自支撐起她和弟弟的生活。那雙手，因常年揉麵、洗碗而粗糙，卻總能神奇地變出熱騰騰的包子和溫柔的鼓勵。小淩早早懂事，骨子裡有種不服輸的韌勁，像野地裡頑強生長的小草，甜美笑容下藏著倔強。她渴望舞台的光，也深知每一分機會都來之不易。
公司通知她：去東京。三個月的“天後製造所”艾回訓練學校集訓，通不過就回家。小淩攥著電話，指節微微發白，最終隻對電話那頭的媽媽說寒假要去公司安排的密集“補習”。她怕媽媽追問細節，更怕媽媽不追問——那種沉默像冬日早晨一碗沒放糖的豆漿，越喝越苦，哽在喉嚨裡。
走之前，她回了一趟蘆洲老家。巷子口媽媽的麵攤還在，熟悉的煙火氣裹著寒意。老板把一把黃麵扔進滾水，蒸汽升騰上來，模糊了周遭，像給整個世界打了一層柔焦濾鏡。媽媽看到她，在油膩的圍裙上擦了擦手，從圍裙兜裡珍重地摸出一隻薄薄的紅包，裡麵隻有一張折得整整齊齊的千元鈔和一枚小小的、用紅布包著的平安符。“到那邊……彆省飯錢，要吃飽。”媽媽的聲音低低的，帶著疲憊，像怕驚醒隔壁熟睡的鄰居，又像是怕驚擾了女兒遠行的夢。小淩用力點頭，喉嚨發緊，把紅包塞進洗得發白的牛仔褲後袋，那硬硬的邊角硌著她的大腿，一路提醒著她這份沉甸甸的牽掛。
飛機起飛前，她在桃園機場空曠的洗手間裡，對著冰冷的鏡子一遍遍練習日語自我介紹。才學了一個月，舌頭僵硬得像打了結。鏡子裡的女孩，巴掌大的小臉，眼睛大而明亮，此刻卻因緊張和連日奔波，眼下泛著明顯的青黑，像沒抹開的遮瑕膏留下的遺憾。她深吸一口氣，努力揚起那個公司要求的“甜心”笑容，對著鏡子說：“はじめまして、シンディです。”聲音在空曠的、貼著光滑瓷磚的空間裡來回彈跳，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顫抖，最後碎成細小的、孤單的回音，消散在排風扇的嗡鳴裡。
東京的三個月，像一場節奏快得讓人喘不過氣、且沒有字幕的異國電影。每天八小時的舞蹈、發聲、日文課，強度大得驚人。汗水浸透衣衫，滴落在木地板上，日積月累，竟把深色的地板也漂出了淺白的印痕。膝蓋和手肘上的淤青是常態，舊的未消，新的又添，青紫交疊，像無聲的日曆，一頁頁殘酷地翻過。指導老師ketz先生，一位表情嚴肅的日本老人，曾在一次課後，難得地在她累得幾乎站不穩時，拍了拍她單薄的肩膀，用生硬的台灣國語說：“你，根性，有。”她當時沒聽懂，但記住了那個詞的發音——“konjou”。晚上回到四人一間的狹小宿舍，她偷偷翻出日漢字典，指尖劃過冰涼的紙頁，找到了釋義——“毅力”。心頭驀地一熱。她把那張印著“根性”的字典頁小心翼翼地撕下來，用透明膠帶貼在床頭斑駁的牆麵上，緊挨著媽媽給的那枚小小的平安符。這兩個詞，成了她暗夜裡無聲的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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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學校難得放了半天假。新宿街頭飄著細碎的雪沫，空氣清冷。她一個人裹著舊外套，鑽進繁華的109百貨，在最底層打折區的人潮中擠了半天，終於買下了一條價格便宜卻讓她眼睛發亮的紅格子短裙。回到寂靜的宿舍室友們都出去跨年了），她迫不及待地把新裙子套在寬大的製服外麵，對著門後那塊缺了角的穿衣鏡笨拙地轉圈。鏡中的少女，栗色的卷發有些毛躁，臉頰因興奮和寒冷泛著紅暈，笑容是真實的、帶著點傻氣的快樂。窗外遙遠的歡呼聲浪隱約傳來，電視裡紅白歌合戰的歌聲高亢激昂，她轉著轉著，眼前卻忽然模糊了——她想起了台北蘆洲家裡的廚房，這個時間，媽媽一定正在“篤篤篤”地用力剁著餃子餡，刀起刀落，聲音乾脆利落，像除夕夜的鼓點，敲打在她心上。那一刻，她才痛切地明白，“想家”原來真的不是一個形容詞，而是一種實實在在的、帶著棱角的重量，壓得人隻想蹲下去，蜷縮起來，仿佛一站起來就會被那重量壓垮。
倒數的最後一秒在窗外炸響，她猛地吸了吸鼻子，抹掉眼淚，抓起那台像素很低的翻蓋手機，對著鏡頭努力擠出最燦爛的笑容，比了一個大大的“v”。照片裡，小淩的眼睛被淚水衝刷過，亮得像剛擦過的玻璃窗，映著窗外東京不滅的、如星河般璀璨的燈海。她按下發送鍵，把這張帶著噪點、卻盛滿心事的照片傳給媽媽，配文隻有四個字：“新年快樂。”
半分鐘後，手機屏幕亮了。媽媽回了一張照片：家裡那張老舊的木質餐桌上，擺著兩盤熱氣騰騰的餃子，一盤是翠綠的韭菜餡，一盤是鮮甜的高麗菜餡。照片的角落，爸爸的空位前，也端端正正地擺著一副碗筷，乾乾淨淨，等著一個永遠不會回來的人。小淩死死盯著那個角落，積蓄已久的眼淚終於洶湧而出，大顆大顆地砸在手機鍵盤上，像一場遲來的、淹沒了整個東京的雨。
三個月後，她拿到了艾回訓練學校的結業證書，上麵清晰地印著“合格”兩個大字，落款是日本艾回唱片。回程的飛機轟鳴著衝向高空，她坐在靠窗的位置，小心翼翼地把那張嶄新的證書和抽屜底層那張印著“王君如”的華岡結業證書疊放在一起——兩張薄薄的紙頁之間，緊緊夾著媽媽給的那枚小小的、帶著體溫的平安符。飛機穿過厚厚的雲層，一束金燦燦的陽光猛地從舷窗照射進來，不偏不倚地落在她膝蓋上那片尚未完全褪去的、淡淡的青紫色淤痕上，像命運之手，溫柔地為舊傷鍍上了一層充滿希望的金邊。
回到台北那天，正好是2003年的元宵節。鬆山機場外人頭攢動，一盞盞橙紅色的天燈被點燃，帶著人們的祈願，晃晃悠悠地升上墨藍色的夜空，越飛越高，最後變成天幕上細小的、閃爍的星點。小淩提著簡單的行李站在喧鬨的人群中，仰頭望著那片溫暖的星火，晚風拂起她耳邊的碎發。她忽然清晰地想起了舞蹈老師說的那個詞——根性konjou）。她輕輕地在唇齒間念了一遍，像念動一個開啟未來的咒語，帶著一種前所未有的篤定。
她知道，當那枚平安符被陽光照亮，當“合格”的印章落下，當她的目光追隨著天燈飛向高處的那一刻，兩個名字，連同她們所承載的過去與未來，終於嚴絲合縫地重疊在了同一張身份證上。而2002年寒冬裡所有的眼淚、汗水、膝蓋的淤青、紅包裡單薄的鈔票、以及那枚小小的護身符，都悄然熔鑄，變成了她腳下那條看不見卻無比堅實的起跑線，延伸向燈火輝煌的舞台遠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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