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寒料峭，料峭得能鑽進骨頭縫裡。風裹著沙礫，嗚嗚地刮過信訪局所在的那條胡同，像無數根冰冷的針，紮在每個過往者的臉上、手上，更紮在心裡。
這條胡同，像是被城市繁華遺忘在褶皺裡的一塊灰色傷疤，窄得兩人並排走都得側著身子，頭頂是縱橫交錯的電線，腳下是坑窪不平的土路，一到雨天就泥濘不堪，此刻雖無雨，卻積著黑褐色的汙垢，散發著說不清道不明的氣味——劣質煤煙的嗆人味，人群攢動的汗酸味，還有一種更沉鬱、更絕望的氣息，像陳年老窖裡的黴味，滲在空氣裡，揮之不去。
胡同兩旁的牆壁，早已看不出原本的磚石顏色。一層疊一層的申訴材料糊滿了牆麵，有泛黃的信紙，有粗糙的牛皮紙，還有油印的傳單，用糨糊粘，用釘子釘，用繩子捆，層層疊疊，鼓囊囊的，像一塊巨大的、正在流膿的瘡疤。
字跡更是五花八門，有工整的楷書，有潦草的行書，還有歪歪扭扭、幾乎難以辨認的筆跡，紅色的、黑色的、藍色的墨水在歲月侵蝕下變得模糊，卻依然能看出字裡行間的憤懣與哀求。
更多的材料沒地方貼了，就用麻繩係著，一束束掛在胡同中間那棵光禿禿的槐樹枝椏上。
風一吹，那些紙就嘩啦啦地響，無助地飄蕩著，像一麵麵招魂的幡，在料峭的春風裡訴說著無人聽聞的冤屈。
最觸目驚心的是那些用鮮血寫成的控訴，暗紅色的字跡凝固在粗糙的紙上，有的已經發黑，有的還帶著些許濕潤的光澤，仿佛能看到書寫者割破手指時的決絕，感受到那份深入骨髓的痛苦與不甘，無聲地在風中嘶吼。
梅小豔縮了縮脖子，把領口又拉緊了些。她穿著一身洗得發白的舊工裝，藍色的布料已經泛出灰白，袖口磨得起了毛邊，褲腳沾著些塵土。
她雙手搭在輪椅的扶手上，掌心因為用力而泛白，推著輪椅艱難地在人群中穿行。
輪椅的輪子碾過凹凸不平的地麵，發出“吱呀吱呀”的呻吟，每一下顛簸，都像是碾在她的心上。
輪椅上坐著的是王芳。
幾年不見，她瘦得隻剩下一把骨頭，臉色蒼白得像宣紙，嘴唇乾裂，起了一層層的皮。但那雙眼睛，卻亮得驚人，像兩簇在寒風中拚命燃燒的火焰，不肯有絲毫熄滅的跡象。
她穿著一件舊棉襖，領口敞開著，露出裡麵洗得發黃的襯衣。右腿空蕩蕩的褲管被仔細地掖在身下，褲管末端垂著，隨著輪椅的晃動輕輕搖擺，下麵是一條磨損嚴重的假肢，金屬關節處已經鏽跡斑斑，看得出用了很多年。
“慢點兒，小豔。”王芳的聲音有些沙啞，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顫抖，不是因為冷，而是因為身體的疼痛和心裡的焦灼。她微微側過頭，看著身邊摩肩接踵的人群，眉頭緊緊地皺著。
“嗯，芳姐，你坐穩了。”小豔應著，放慢了腳步，小心翼翼地避開地上的坑窪和彆人丟下的爛菜葉。
她們身邊，聚集著十幾個男男女女，都是從各地趕來的。
有個中年男人，右邊的袖子空蕩蕩地晃著，顯然是沒了右臂，他左手拄著一根磨得光滑的木拐杖，每走一步都要晃一下，額頭上滲著細密的汗珠；有個頭發花白的老人，坐在一輛比王芳的輪椅還要破舊的輪椅上，輪子都有些歪斜了，他不停地咳嗽著，咳得腰都彎了下去，每一聲咳嗽都像是要把肺咳出來；還有個年輕女人，左邊臉上從額頭到下巴有一道猙獰的疤痕，像一條扭曲的蜈蚣，她總是下意識地用手擋著，眼神裡滿是自卑和憤怒……
他們的共同特征，除了身體的殘缺，還有眼神裡那份深入骨髓的疲憊，像是長途跋涉了很久很久，再也走不動了。但在疲憊之下，又藏著一絲孤注一擲的決絕，那是被逼到懸崖邊上，隻能背水一戰的勇氣。
這些人，都是王芳這些年在深圳、在各地輾轉時聯係到的工友。他們都曾在流水線上、在工地上拚命乾活，卻在工作中遭遇了嚴重的工傷。
有的是被機器軋斷了手腳，有的是從腳手架上摔下來傷了脊椎，有的是吸入了有毒氣體傷了肺……可到頭來，黑心老板卷款跑路了，工廠互相推諉責任，賠償標準低得不夠治傷，工傷鑒定更是難上加難，一個個都陷入了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絕境。
他們就像是這個飛速發展的時代車輪下，被無情碾碎又輕易拋棄的“零件”，沒人問津，沒人在乎。
小豔低頭看了看懷裡緊緊揣著的東西，那是一個用硬紙板做封麵的本子，邊角都磨圓了。裡麵是一份用複寫紙謄抄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殘疾人保障法草案）》，字跡有些模糊，但每一條都清晰可辨。
這份草案，是她和王芳在蛇口那間昏暗潮濕的出租屋裡，托了無數關係，找了一個又一個人，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到的。紙頁已經被她們摸得有些發軟，卻承載著她們最後的希望。
裝訂這份草案的“線”，很特彆——是十幾條洗得發白、疊在一起的“五一牌”棉布月經帶的線帶。那是王芳的主意，那天晚上，王芳坐在床沿，手裡摩挲著那些用過多年的線帶，眼神裡閃著一種近乎悲壯的光：“小豔，就用這個綁。這是咱們女人身上最私密也最堅韌的東西，跟著咱們走南闖北，經了多少事，吸了多少血和淚，卻從來沒垮過。用它綁著，就像把咱們的血淚和命都綁在這法條上了！老天爺要是有眼，就該讓它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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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豔當時聽著，眼淚就掉了下來。她用力點了點頭，接過那粗粗線帶，小心翼翼地把草案一頁頁裝訂好，像是在完成一件神聖的儀式。
此刻，小豔看著那些在風中飄搖的血書，聽著周圍此起彼伏的聲音——有壓抑的哭訴，“我兒子還躺在醫院裡等著錢做手術啊……”；有卑微的哀求，“求求你們，行行好，給我們指條路吧……”；還有憤怒的咒罵，“那些黑心的老板不得好死！這些當官的怎麼就不管管我們啊！”……她的心像是被無數根細針紮著，密密麻麻地疼，疼得她幾乎喘不過氣來。
她深吸了一口氣，攥緊了輪椅的扶手，推著王芳，和工友們一起，沉默而堅定地向著胡同深處那扇緊閉的朱紅色大門擠去。
那扇門不算大，卻漆得油亮，門環是黃銅的，在灰暗的胡同裡顯得格外刺眼，像一個冷漠的符號，象征著遙不可及的權力，也象征著他們唯一能抓住的希望。
然而，希望的門檻，高得讓他們望塵莫及。
日複一日，他們天不亮就來排隊，在寒風中凍得瑟瑟發抖。登記窗口的玻璃冰冷冰冷的，裡麵的工作人員麵無表情地接過他們的材料，隨手丟在堆積如山的文件堆裡，連眼皮都懶得抬一下。“等著吧，會有人處理的。”“材料不夠，回去補全了再來。”“領導很忙，沒時間見你們。”……那些程式化的話語，像一把把冰冷的刀子，割在他們早已千瘡百孔的心上。
有時候，遇到不耐煩的保安，還會粗暴地驅趕他們，“去去去，彆在這兒堵著，影響市容！”推搡之間，那個斷臂的男人拐杖掉在了地上，那個臉上帶疤的女人被推得一個趔趄，王芳的輪椅也差點翻倒，多虧了小豔死死地扶住。
他們遞交的材料，像是石沉大海，連一點回音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