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二開學，課表跟往年沒差多少。對班裡大多數同學來說，這不過是高中最後一年按部就班的日子，空氣裡飄著股“快解放”的鬆弛勁兒。
畢竟熬完這年，沒有高考壓著，拿了畢業證就能想辦法進工廠，日子好像就該這麼平穩過下去。
可蘇禾的節奏，跟周遭其他同學的輕鬆格格不入，像獨自上緊了發條的鐘，轉得又準又快。
課間十分鐘，彆人忙著湊堆聊天，說百貨大樓新到的碎花布多好看，或是傳看翻得卷邊的小說，她總埋著頭：要麼快速翻兩頁課本，把下節課的公式先過一遍；要麼掏出小本子，盯著上麵的外語單詞默記，筆尖偶爾在手心畫兩下拚寫。
放學鈴一響，同學約著去看露天電影、逛供銷社，她背著書包就走，要麼往體育館趕，雷勝男還等著教她新的格鬥技巧；要麼回蘇家那間小房間，攤開旁人眼裡“頂沒用”的外語書，一啃就是半宿。
她這份著急，隻有自己知道緣由，恢複高考的日子越來越近，像懸在頭頂的燈，亮得她不敢有半分懈怠。
這份“早知道”沒給她多少優越感，反倒壓著股沒人能說的壓力，還有種孤軍奮戰的慌亂。
有時看著同學笑得輕鬆，她也會愣兩秒，可很快又握緊筆。
學校的課，她不敢放鬆。
數理化的公式、文史地的考點，儘量在課堂上就吃透，作業從不敢拖到第二天，哪怕熬夜也要寫完。
每周一次的武術訓練更沒斷過，雷勝男的要求越來越嚴，實戰對練時拳頭砸在護具上“砰砰”響，體能練到最後，她連抬胳膊都費勁，汗水把練功服後背洇出一大片濕痕。
可每次感受到自己反應快了點、出拳有力了點，又覺得這些累都值。
英語對她來說，倒像耕熟了的地。
上輩子的底子還在，加上《許國璋英語》《新概念》和那本厚得壓手的《林語堂詞典》，學起來不算費勁。
她給自己定了死規矩：每天早上必須記20個新單詞，舊的也得複習；課間擠時間做一篇閱讀，語法錯題本攢了厚厚一本；晚上睡前讀兩段英文短文，哪怕讀得慢，也得保持那股語感。
就這麼天天練，進步看得清清楚楚，有時讀通一段複雜的句子，還能嘗到點駕馭語言的樂趣，比啃高中課本有意思多了。
真正難啃的是德語，完全陌生的領域。
名詞要分陽性陰性中性，格位一變，詞尾也得跟著改；動詞變位更是繞，一條規則後麵跟著一堆例外，像在搭一座複雜的積木，稍不注意就塌了。
她也沒老師可問，隻能抱著顧淮安寄來的教材和詞典，一點點摳。
專門備了個厚筆記本，上麵記滿了詞尾變化表，句型分析旁邊畫著密密麻麻的批注，有時為了搞懂一個介詞該怎麼用，能對著例句琢磨小半天。
最難的是發音，對著教材上的音標，一個音節反複練，練到舌頭發麻，還得對著鏡子看口型對不對。
這過程枯燥得讓人想扔書，挫敗感總跟著。
可每次搞懂一個語法點，或者能流利讀出一小段對話，那種從無到有的成就感，又讓她舍不得放棄。
像爬山時終於登上一個小坡，往下看時滿是踏實，又有勁兒爬下一個坡。
還有那台從黑市淘來的短波收音機，是她能接觸到真實外語環境的唯一門路，可風險也大。
要是被發現聽“敵台”，後果想都不敢想。蘇禾琢磨了好久，終於想出個辦法。
每周日學校放假，宿舍樓裡沒幾個人，背上帆布包出門。
包裡藏著用厚布裹得嚴嚴實實的收音機、幾節電池，還有德語筆記本和筆，像個小心的地下工作者。
先坐搖搖晃晃的長途汽車到郊區終點，再沿著土路往山裡走，走得遠遠的，直到看不見村莊的哄煙。
然後撥開半人高的野草，找個能完全遮住身子的灌木叢，或者幾塊大石頭夾出的角落，先在周圍觀察個半天，才敢掏出收音機。
戴上耳機，屏住呼吸轉調頻旋鈕，耳邊全是“滋滋啦啦”的雜音，偶爾混進幾句模糊的中文廣播。
得有極大的耐心，在這堆雜音裡找那絲微弱的外語信號。
有時是bbc的英語新聞，有時能撞上幾句德語廣播。
信號時好時壞，雜音常常蓋過說話聲，得豎著耳朵分辨，連猜帶蒙地記。
可就這短短幾十分鐘，能聽到母語者的真實語速和語調，對她來說比什麼都珍貴。
這股“拚命”的勁兒，讓好朋友趙曉娟又吃驚又不解。
有次課間，趙曉娟拉住正默寫德語單詞的蘇禾，皺著眉問：“小禾，你成績都這麼好了，回回考前麵，為啥還這麼拚啊？又是看不懂的洋文，還老往外麵跑，多累啊！你這成績，到時候肯定能進個好工廠，還不夠嗎？”
蘇禾抬起頭，看著趙曉娟眼裡的真切關心，心裡暖了暖。
她沒法說恢複高考的事，也不能提想離開蘇家的計劃，隻能放下筆，攬住趙曉娟的肩膀，笑著說：“曉娟，你想啊，學習哪有夠的時候？多學一點，就多一分底氣，說不定哪天就用上了呢？知識這東西，裝在自己腦子裡，誰也偷不走。”
她晃了晃趙曉娟的胳膊，語氣更輕快了：“咱們可是最好的朋友，好朋友就得一起進步，對吧？你不能光看著我跑啊！
來，我教你認音標，可有意思了，保證比你想的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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