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莊襄王即位，呂不韋攬權，新的權力格局如同淬火後的青銅器，在最初的灼熱與喧囂後，逐漸冷卻、定型，開始以某種既定的軌跡運行。鹹陽宮仿佛也適應了這種新的節奏，白日的朝會，夜晚相府不熄的燈火，構成了秦國權力核心區日複一日的圖景。
在這幅圖景中，太子嬴政的位置，也悄然發生著變化。他不再僅僅是一個需要被教導、被保護的儲君，更像是一株被刻意移栽到權力土壤邊緣、開始接受風雨洗禮的幼苗。秦莊襄王，或許是出於讓兒子儘早熟悉政務的考慮，或許是應了“仲父”呂不韋的某種建議，頒布了一道新的旨意：允許年歲漸長的太子，在非朔望大朝的日子裡，於正殿旁的偏殿內，旁聽一些不算涉及核心機要的日常朝議。
這道旨意，如同在平靜至少表麵如此）的湖麵上投下了一顆石子，並未引起太大的公開波瀾，卻在某些人心中激起了不同的漣漪。華陽太後聽聞後，隻是淡淡地對身邊宮女說了一句：“政兒是該多見識見識了。”語氣聽不出喜怒。夏姬母子得知，則在私下裡又添了幾分嫉恨，覺得這更是嬴政地位穩固的明證。而呂不韋，則隻是微微頷首，仿佛這一切本就在他預料與規劃之中。
對於嬴政而言，這無疑打開了一扇全新的、觀察真實權力運作的窗戶，比吏師賈的律法條文、司馬韜的沙盤推演，甚至比韓非那些冰冷的竹簡，都更加生動、更加直接。
第一次進入偏殿，是在一個尋常的清晨。偏殿與正殿相通，中間以巨大的屏風和珠簾隔開，既能清晰地聽到正殿內的議論，又能確保旁聽者不直接暴露在百官的視線之下，保持了一種微妙的距離感和神秘感。嬴政穿著小小的太子常服，在小柱子和一名東宮屬官的陪同下，在屏風後一個特定的位置坐下。這裡擺放著一張小小的書案和坐席，位置恰好能透過珠簾的縫隙，隱約看到正殿內王座上的父王，以及分列兩班的文武大臣們。
他坐得筆直，雙手平放在膝蓋上，如同在吏師賈的書齋裡一樣守規矩。但那雙黑沉的眼睛，卻如同最精準的羅盤，瞬間鎖定了正殿內的幾個關鍵方位——高踞王座、冕旒垂麵的父王；站在文官班首，氣度沉靜，仿佛一切儘在掌握的相邦呂不韋；以及武將隊列中，那位即便穿著朝服也難掩沙場氣息的老將蒙驁。
朝議開始了。
最初涉及的多是些日常政務：某地糧倉的儲備情況，某段水渠的修繕進度，對某些郡縣官吏的考核評定……這些議題瑣碎而具體，大臣們的奏對也多是照本宣科，氣氛略顯沉悶。
嬴政靜靜地聽著，沒有一絲不耐。他觀察著父王如何聽取彙報，如何偶爾發問；觀察著呂不韋如何在適當的時機，用簡潔有力的語言進行總結，或者提出更具操作性的建議；觀察著其他大臣們，如何在呂不韋發言後，或點頭附和，或補充細節，或乾脆保持沉默。
他很快發現一個幾乎不變的規律：無論議題最初由誰提出，經過一番討論後，最終往往都會彙集到呂不韋那裡。呂不韋的意見，似乎總能在紛雜的爭論中，迅速抓住核心，提出一個看似最“合理”、最“有效”的方案。而王座上的父王，在大多數時候，隻是微微頷首，然後用“準卿所奏”或“依相邦之意去辦”這樣的話，為討論畫上句號。
嬴政將這一切默默記在心裡。他不再僅僅將朝堂視為一個發號施令的地方，而是看成了一個更加龐大、更加複雜的“課堂”。這裡教授的，不是具體的知識，而是權力運行的無聲規則，是人心向背的微妙博弈，是那個名為“政治”的遊戲的底層邏輯。他從韓非那裡學到的關於“勢”、“法”、“術”的理論，在此刻找到了鮮活的注腳。
呂不韋的“勢”，在於他相邦的地位和秦莊襄王的絕對信任。
他推行和解釋的，是秦國的“法”律令製度）。
而他駕馭群臣、引導議題的方式，則是精妙的“術”。
嬴政像一塊貪婪的海綿，吸收著這一切。他注意到，當呂不韋發言時，大多數文官都會下意識地挺直身體，神情專注；而像蒙驁這樣的軍功老將，雖然也會傾聽，但眼神中偶爾會閃過一絲不易察覺的審度，似乎在評估這些政令對軍隊、對戰爭的影響。
日子一天天過去，嬴政旁聽的朝議越來越多。他始終保持著沉默，如同一尊小小的、會呼吸的雕像，隱藏在屏風之後。朝臣們起初或許還會因為太子的在場而稍有顧忌，但時間久了，見他從不發聲，也就漸漸習慣，幾乎忽略了他的存在，爭論起來也更加放得開。
這一日，朝議的議題，引起了一場不大不小的爭論。
議題是由邊境郡守上報的。在秦國與魏國接壤的某處邊地，出現了一夥流民。他們人數不多，約百餘眾，但行蹤飄忽，時而聚集為盜，搶掠過往商旅乃至邊境村莊；時而又化整為零，混入當地百姓中，難以甄彆。地方官吏幾次圍捕，都因其熟悉地形且行動狡詐而未能成功，反而折損了些人手。郡守上書，請求朝廷定奪處置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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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一拋出，朝堂上立刻出現了不同的聲音。
一位掌管刑獄的廷尉府官員率先出列，語氣鏗鏘：“大王！此等頑匪，目無王法，屢犯邊境，劫掠百姓，實乃國之大蠹！若不施以嚴懲，何以震懾宵小，安定邊疆？臣主張，應立即派遣精銳郡兵，甚至可調部分邊軍協助，進行拉網式清剿，務求除惡務儘，以儆效尤！所有擒獲者，無論首從，皆依律處以重刑，傳首邊境，以彰我大秦律法之嚴！”
他代表了法家一貫的強硬立場，主張用絕對的武力和法律威懾來解決問題。
話音剛落，另一位負責戶籍與民生的大田令掌管農業和部分民政的官員）便提出了不同看法：“大王，廷尉之言雖有理，然臣聽聞，此夥流民，多為魏國邊境失去土地之民，或因戰亂，或因苛政，不得已才流竄至我邊境，為盜或許隻為求生。若一味強硬清剿，恐其狗急跳牆，拚死抵抗，不僅徒增我軍傷亡，更可能激化邊民矛盾，導致更多流民心生恐懼，反而使其鐵了心與官府對抗。臣以為，或可嘗試招撫。劃定區域，許其耕種，登記造冊，嚴加管束，使其由亂民變為我大秦之編戶齊民，既可消弭邊患，亦可增添人口勞力，彰顯大王仁德。”
這代表了相對溫和的、帶有儒家色彩的“仁政”思路，考慮成本和長遠影響。
雙方各執一詞，引經據典，爭論不休。支持清剿的，多以“維護法紀”、“震懾四方”為由；支持招撫的，則強調“成本效益”、“化解矛盾”、“王化仁德”。
端坐於王座上的秦莊襄王，聽著下麵的爭論，眉頭微蹙，似乎也覺得棘手。他將目光投向了始終未曾發言的呂不韋。
“相邦，此事你如何看待？”
呂不韋從容出列，先是對爭論雙方的觀點都表示了部分認可“廷尉維護法紀，其心可嘉”；“大田令體恤民情，其意可憫”），然後才緩緩陳述自己的意見：
“大王，此事需權衡利弊。派兵清剿，固然可快刀斬亂麻，然正如大田令所言，邊境地形複雜，流民狡黠，恐耗時耗力，且難免傷亡，若處置不當，反損我軍威。而招撫之策……”他頓了頓，目光掃過在場眾人，“眼下我大秦新君初立，正值向天下昭示仁德、安定人心之時。若能將此夥魏國流民成功招撫，使其安居樂業，不僅可兵不血刃解決邊患，更可向山東列國展示我大秦海納百川之氣度，吸引更多流民來歸，於國於民，皆有利焉。且招撫所需錢糧，遠比大軍征剿耗費為少。故臣以為，可先遣能言善辯之士，前往招撫試探，若其願降，則妥善安置；若其冥頑不靈，再行征剿不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