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王小偉致力於鞏固北疆、發展科技與商業的同時，中原的局勢以驚人的速度惡化。
闖王李自成，在接連攻陷洛陽、南陽等重鎮，席卷河南大部後，攜百萬之眾實則能戰之兵約二十萬，其餘多為裹挾的流民），如同一股毀滅性的洪流，於崇禎十四年1641年）春，將中原腹地的核心、河南省城——開封，團團包圍！
開封城高池深，城內守軍加上臨時征調的壯丁，尚有數萬之眾，周王朱恭枵及河南巡撫高名衡等人督眾死守，一時難以攻破。但李自成勢大，采取長期圍困之策，挖掘壕溝，構築土城，斷絕內外聯係，意圖將開封活活困死。
開封若失，不僅意味著河南全境儘陷，流寇兵鋒便可直指京畿門戶，北上可威脅北京，東進可席卷南直隸明朝陪都南京所在），大明的半壁江山將徹底震動！
告急！告急！告急！
開封的求援信使，冒死衝出重圍，將血書送至北京。崇禎皇帝覽奏，驚得麵無人色，朝堂之上更是亂成一團。
“陛下！開封乃中原腹心，萬不可失！需立刻發大軍救援！”
“各地精銳皆在防虜，或已葬送流寇之手，何處還有兵可調？”
“可令左良玉、虎大威等部速速馳援！”
“左良玉驕橫，逡巡不前！虎大威兵少，恐難濟事！”
“難道要調關寧鐵騎？那遼東誰來守？”
爭吵，推諉，絕望的氣氛彌漫朝堂。崇禎看著下麵一群束手無策的大臣，心急如焚，卻又感到深深的無力。他發現，偌大的一個帝國，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竟然找不出一支可以依賴的、能戰的救火隊！
就在這萬分危急的時刻，一封來自宣大總督王承淵的八百裡加急密奏，送到了崇禎的禦案上。
崇禎幾乎是顫抖著打開這封密奏。奏疏中，王小偉首先詳細彙報了宣大防務穩固，皇太極近期無力南顧的情況，然後筆鋒一轉，以極其沉痛和懇切的語氣寫道：
“……臣聞闖逆猖獗，圍困開封，中原震動，社稷危殆，五內俱焚，寢食難安！陛下憂勞，臣恨不能飛渡關山，為君分憂！”
“然臣受陛下重托，鎮守北門，職責所在，不敢須臾離防。然今北虜暫息，而腹心之患急於燃眉。開封若失，天下板蕩，北疆雖安，亦難獨存！”
“臣，鬥膽泣血上奏！懇請陛下允臣，精選宣大悍卒兩萬，攜新式火器，南下河南，彙合諸路官軍，以解開封之圍，剿滅闖逆！”
“臣深知擅離防地，乃武將大忌。然國難當頭，豈能拘泥常理？臣願立軍令狀，若不能破賊解圍，甘受軍法處置！若陛下允準，臣當星夜兼程，奔赴國難！一切罪責，由臣一身擔之！”
這封密奏，情詞懇切，有理有據，既表明了忠君愛國之心，又展現了強大的自信和擔當，更重要的是，他主動提出了“立軍令狀”，將所有的政治風險一肩扛下！
崇禎皇帝看完這封密奏，心情複雜到了極點。他既為終於有一員大將願意並且有能力站出來解決這場危機而感到一絲欣慰和希望，但同時，內心深處那根關於“權臣”、“藩鎮”的敏感神經又被狠狠觸動。
王承淵要離開他的根本之地宣大，南下中原？還要帶走兩萬最精銳的部隊？這……是真心為國，還是另有所圖？他若是擊敗了流寇，攜大功而威震天下，屆時……誰能製衡？
朝堂之上，針對王小偉的這份請戰奏疏，再次爆發了激烈的爭論。
以薛國觀為首的一派，堅決反對：“陛下！王承淵狼子野心，此舉名為救駕，實則為脫離朝廷掌控，圖謀中原！其兵鋒之利，陛下豈不知？若其擊敗流寇，盤踞中原，與宣大互為犄角，則天下誰還能製？此乃放虎歸山，驅狼吞虎之計！萬不可準！”
而另一派，包括一些意識到亡國在即的官員，則力主同意：“陛下！開封危在旦夕！若無強援，必陷無疑！屆時流寇勢大，直逼京師，悔之晚矣！王督師忠心為國，屢立奇功，乃當今唯一可依仗之良將！此時不用，更待何時？至於其權柄過重……可派重臣監軍，加以製衡，待解圍之後，再令其返回宣大便是！”
崇禎皇帝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糾結和掙紮之中。一邊是迫在眉睫的亡國危機，一邊是對權臣坐大的深深恐懼。這個決定，無比艱難。
而遠在大同的王小偉，在發出密奏之後，便已開始秘密進行南下的各項準備。他篤定，麵對開封陷落、中原崩壞的巨大壓力，崇禎皇帝最終，隻能選擇依靠他這把最鋒利的刀！
他知道，南下的道路絕不會平坦，不僅要麵對百萬流寇，還要應對來自朝廷的猜忌、地方勢力的掣肘，以及潛在的、來自關外皇太極的威脅。但這同樣是一個巨大的機遇，一個將勢力深入帝國腹地，攫取更大權力和影響力的天賜良機！
龍旗與刀劍，即將指向南方。一場決定大明國運，也決定王小偉自身命運的中原大戰，一觸即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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