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筆尚未歸匣，羊皮輿圖上的五道紅線猶在眼前蜿蜒。我未動，工部官員已疾步而入，袍角帶風，手中捧著一卷竹簡。
“先生，驛站選址草冊已擬就。”他雙手呈上，額角微汗，“依令以三百裡為大驛，百裡設補給點，共列七十二處，其半已在動工。”
我接過，目光掃過名錄，停在武都、天水兩站。這兩地接隴西前線，舊道殘破，新路尚在鋪石，若無變通，軍情仍會滯塞。
“陳良何在？”
話音未落，一人自殿外快步而來，身形瘦削，布衣束發，腰間懸一皮囊，內藏各地裡程簿。此人便是新任驛站主管陳良，原是南中郡小吏，徒步丈量山道十七縣，對川蜀地勢熟如掌紋。
他躬身行禮，聲音低而穩：“屬下已在各主乾道派員勘界，木樁明日便可立齊。然涼州一線，三處補給點因地勢險窄，暫難建舍，是否暫緩？”
“不緩。”我放下竹簡，“文書不能等。德陽至漢中段可用快馬接力，每五十裡換人換馬，臨時設崗哨代驛。另調親兵十名，攜密封軍報先行試傳。”
工部官員遲疑：“若途中遇雨，山路泥濘，馬匹難行……”
“那就步行。”我起身，走到輿圖前，指尖劃過成都至涼州一線，“騎兵可棄馬攀嶺，隻求文書不誤。另備雙份——一份明傳，一份暗藏馬鞍夾層，由專人押送，交接時驗虎符、對暗語。”
陳良立刻記下，從皮囊抽出紙筆，迅速謄錄指令。我瞥見那紙質地粗糙，邊緣毛刺，乃是舊法麻紙，書寫稍重便滲墨暈開。
“此紙不堪大用。”我說，“即日起，改用新法造紙。”
二人抬眼，不解。
我從袖中取出兩張薄片，遞去。一張仍是舊紙，另一張色略泛黃，卻厚薄均勻，觸手柔韌。
“此為新方所製，以樹皮、稻草為料，成本不足舊紙三成。且耐折耐磨，浸水不爛。”我提筆蘸墨，在新紙上寫下“軍情急遞”四字，墨跡清晰，未有半分暈染。
工部官員驚道：“此紙若能量產，每日數百文牒皆可無憂！”
“不止文牒。”我將紙收回，“邊關戰報、糧草調度、民情奏本，皆賴此流通。今日起，命工坊籌備——成都、江州、漢中三地先建新紙工坊，原料由驛站統配，成品直供各道文書房。”
陳良沉吟片刻，問：“是否需設專隊護送紙運？此前有豪強截驛奪信，若連紙都控於彼手，恐為患。”
我點頭：“你說得是。舊郵驛之弊，正在私相把持。今驛站歸丞相府直管，文書加火漆封條，騎卒佩編號銅牌，交接必登記時辰姓名。若有延誤或遺失，追責到人，以‘誤國罪’論。”
殿內一時寂靜。
工部官員低聲歎：“如此嚴密，百年未有。”
我未應。心中清楚，這非權謀之術，而是係統所授“驛站建設標準”的執行底線。效率與秩序，從來靠製度，而非僥幸。
“即刻傳令。”我落座文案之後，“大驛須有歇房、馬廄、水井、草料倉，夜間懸燈三盞，以便夜行騎卒辨識。快馬兩匹輪換，不得疲馳。文書一律貼封條，注明起程時間、傳遞路段，收件人須親自簽押。”
陳良執筆疾書，一字不漏。
我又道：“另設監察巡吏六人，自明日起巡查各段。凡馬瘦、料缺、燈熄、人怠者，當場記過；三次未改，撤換驛丞。”
命令下達，二人領命退出。
我獨坐堂中，燭火映照牆上輿圖。紅線之外，空白仍多。中原、江東、河北，皆在敵手，然道路一旦貫通，信息先至，兵馬隨後，天下之勢，便可步步推進。
次日辰時，陳良再入。
“稟先生，首趟軍報已自成都發出，目的地涼州前線。騎卒三人一組，輪換奔馳，預計七日可達。”
我頷首：“沿途可有異動？”
“昨夜探報，魏細作曾在梓潼一帶出沒，似欲截信。但今晨已有兩名被擒，押在城南獄中，尚未審訊。”
“不必審。”我道，“放風出去，說軍報已毀。實則暗線仍在運行。我要他們以為得手，才不會輕舉妄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