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天空是那種熟悉的、毫無驚喜的灰白色，像極了我電腦屏幕上永無止境的報表底色。
我叫林宴，在這家不大不小的公司裡，做著一名不高不低的文員，拿著一份剛剛夠活的薪水。
日子就像複印機裡吐出的紙，一張接一張，內容雷同，乏善可陳。
手指在鍵盤上機械地敲擊，核對著一串串枯燥的數字。
旁邊的同事正在小聲抱怨樓下咖啡又漲價了，五塊錢，足夠我午餐時猶豫要不要給自己加個鹵蛋。
這種精打細算的瑣碎，構成了我生活的大部分實感。
就在這時，手機屏幕亮了，跳出一個名字——周宇。
看到這個名字，嘴角就不自覺地彎了一下。
他是我灰色生活裡一抹紮眼的高飽和度亮色，是我平凡世界裡一個閃閃發光的存在。
如果說我的人生是標準配置的經濟艙，那周宇絕對屬於躺著都能把錢賺了的頭等艙。
他是頂尖的建築設計師，供職於本市最富盛名的“天際線設計事務所”。
他的作品上過專業雜誌，他談的項目動輒八位數，他穿的襯衫是我半個月工資，他手腕上那塊表，足夠買下我租的這間小公寓一年的使用權。
我們倆，一個在地上溜達，一個在天上飛，按說早該成了兩條平行線。
可偏偏，我們是鐵打的死黨。
從大學時一起在畫室裡通宵達旦，分享同一碗泡麵開始，這種革命友誼就莫名其妙地延續了下來。
我們共享著許多小秘密，比如他知道我大學時暗戀過哪位學長，我知道他第一次失戀時哭得有多狼狽。
我們的友誼，建立在這種毫無形象的坦誠和經年累月的默契之上，牢固得有些不合常理。
我拿起手機，劃開接聽，語氣輕鬆：“周大師，今天怎麼有空臨幸我這平民百姓了？”
電話那頭傳來他熟悉的聲音，帶著一絲刻意壓低的興奮，或者說，是某種如釋重負：“林宴，我辭職了。”
我愣了一下，手指停在鍵盤上。“什麼？”
“我說，我辭——職——了。”他拖長了調子，每個字都清晰無比。
我下意識地看了一眼電腦右下角的日曆。
沒錯，距離他上一份工作——那家同樣聲名顯赫的國際設計公司——才過去了不到一個月。
而上上一份，好像也就在三個月前。
“不是……周宇，你搞什麼飛機？”
我壓低了聲音，身體不自覺地前傾，仿佛這樣能離電話裡的真相更近一點，“‘天際線’啊！多少人擠破頭都進不去，你這才乾了多久？”
他那頭沉默了一兩秒，背景音是城市慣有的、模糊的車流聲。
然後，我聽見他輕笑了一聲，那笑聲裡聽不出什麼沮喪或迷茫，反而有種……難以形容的輕快。
“沒什麼，就是不想乾了。”
他頓了頓，用一種近乎詠歎的、帶著點戲謔的調子，清晰地吐出兩個字：“任性。”
任性？
我一時語塞，腦子裡瞬間閃過無數個問號。
被排擠了？項目搞砸了？和上司鬨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