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局的紅牆綠瓦被林晚晴遠遠地甩在了身後。
她沒有立刻回招待所，而是沿著街道，第一次用一種審視的、屬於自己的目光，打量著這個她生活了八年的縣城。
街道兩旁是低矮的瓦房，路邊有推著車賣冰棍的小販，牆上還刷著“隻生一個好”的標語。一切都帶著這個時代獨有的樸素和生機。
以前，她每次進城都是行色匆匆，不是為李家添置東西，就是去布料廠領活，腦子裡想的永遠是怎樣才能多省下一毛錢，多掙幾分錢。
而現在，她想的是怎麼為自己活。
肚子裡傳來一陣“咕嚕”的叫聲，提醒著她，從昨天到現在，她隻喝了幾口空間的靈泉水。
她摸了摸口袋裡那三百塊錢，挺直腰杆，走進了街角那家國營飯店。
飯店裡人不多，服務員是個穿著白褂子的年輕姑娘，正拿著一塊抹布有一下沒一下地擦著桌子，臉上寫滿了不耐煩。
看到林晚晴進來，那姑娘隻是懶洋洋地抬了抬眼皮，用下巴指了指牆上的小黑板：“吃什麼自己看，先去窗口買票。”
林晚晴也不在意，這種態度在國營飯店裡是常態。
她走到小黑板前，目光直接落在了最貴的那道菜上——紅燒肉，三塊錢一份，還要二兩肉票。
在李家八年，她連一塊像樣的肉都沒吃過。張蘭總是說肉要留給男人和孩子吃，女人吃多了浪費。
今天，她偏要吃！
林晚晴沒有肉票，但她知道規矩。她走到售票窗口，對裡麵打著瞌睡的大師傅說：“同誌，我買一份紅燒肉，不要肉票，我多加一塊錢，行嗎？”
這是私底下默認的潛規則，用錢換票。
大師傅睜開眼，打量了她一下，看她雖然穿著樸素，但眼神坦蕩，不像來占便宜的，便點了點頭。
林晚晴爽快地付了四塊錢，又花兩毛錢買了個大白饅頭。
當那碗冒著熱氣，油光鋥亮，散發著濃鬱醬香的紅燒肉端到麵前時，林晚晴的眼眶微微有些發熱。
她夾起一塊肥瘦相間的肉，放進嘴裡。
入口即化，滿口油香。
這味道，比她記憶中任何一頓飯都要香。
她吃得很慢，很認真，仿佛在進行一場鄭重的告彆儀式。
告彆那個忍饑挨餓、委曲求全的自己。
吃完飯，她估摸著時間差不多了，便走出飯店，找了個不遠處的樹蔭下等著。
果然，不到半個小時，一個熟悉的身影騎著一輛二八大杠自行車，由遠及近，正是李建軍的弟弟，李建民。
李建民今年二十出頭，仗著張蘭的偏愛，從小就好吃懶做。當年他娶媳婦，就是林晚晴賣了金鐲子湊的彩禮，可他對這個嫂子，從來沒有半點尊重。
他把自行車“哐當”一聲停在林晚晴麵前，從口袋裡掏出一卷被捏得皺巴巴的毛票，往地上一扔。
“喏，一百塊，我媽讓我拿給你的。拿著錢趕緊滾，以後彆再來糾纏我們家！”他的語氣充滿了施舍和鄙夷，仿佛林晚晴是什麼甩不掉的垃圾。
若是從前的林晚晴，怕是又要紅著眼圈，默默地蹲下去撿錢。
但現在，她隻是冷冷地看著地上的錢，動也沒動。
“撿起來。”
李建民以為自己聽錯了：“你說什麼？”
“我說，讓你把錢撿起來，親自交到我手上。”林晚晴的眼神平靜無波，卻帶著一股不容抗拒的壓迫感，“這是你們李家欠我的，不是你打發叫花子的。”
李建民被她看得心頭一跳，不知為何，竟有些發怵。
他梗著脖子嘴硬：“你愛要不要！給你臉了是吧？”
林晚晴不再跟他廢話，轉身就朝不遠處的派出所方向走去。
“你乾什麼去！”李建民急了，連忙上前攔住她。
“去報案，”林晚晴言簡意賅，“告訴警察同誌，你們李家侵占我的嫁妝，還當街侮辱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