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盯著孩子的icu費用單發呆——昨晚又花了8200，加上手術欠款10萬、房貸6500，還有小雨的術後藥費，數字像針一樣紮得我眼睛疼。
“喂，我是陳銘宇。”我的聲音乾澀得像砂紙摩擦，剛經曆過手術台和賠償單的雙重暴擊，實在沒力氣再扛任何事。
“銘宇，今天必須來公司一趟，董事會有最終決議。”李工的聲音壓得很低，隱約能聽到背景裡的爭吵，“小心點，張副總今天也在，他是李副總以前的老部下。”
張副總？我心裡一沉——李黨的手已經伸到公司高層了。我看著病床上還插著引流管的小雨，她剛醒，臉色蒼白得像宣紙，伸手抓住我的手：“彆擔心我，去吧，注意安全。”她的指尖冰涼，眼神裡卻藏著不肯說出口的擔憂。
趕到公司，會議室的氣氛像冰窖。總經理推過來一份文件，標題刺眼：“降職通知書+賠償追責協議”。“陳銘宇，項目損失80萬，你從副主任降為技術部普通工程師，月薪從1.5萬砍到8000，另外需承擔10萬連帶賠償，分24期從工資裡扣。”
“憑什麼？”我猛地站起來，文件滑落在地，“項目失敗是李黨篡改代碼、買通客戶！張副總就是他們的人，你們這是故意清洗！”
張副總靠在椅背上，嘴角勾起冷笑：“沒有證據就彆亂說話，要麼簽字接受，要麼直接辭退，賠償款一次性付清。”他扔過來一張照片，是小雨和孩子在icu的畫麵，“你老婆孩子還在醫院等著花錢，這份工作可是你唯一的收入來源。”
我攥緊拳頭，指甲嵌進掌心。照片是怎麼來的？他們一直在監視我們！10萬賠償+月薪8000，扣完賠償每月隻剩3000多，連孩子一天的icu費用都不夠。可我不能失業，一旦沒工作，小雨和孩子的治療費、房貸，還有10萬手術欠款，會直接把這個家壓垮。
“我簽。”三個字像從牙縫裡擠出來，每一筆都寫得沉重。走出會議室，同事們的目光躲躲閃閃，有人偷偷遞來一張紙條：“張副總昨晚和李黨餘孽見過麵，你的降職是早就定好的清洗計劃。”
回到醫院時，護士正拿著催款單進來：“陳先生，還欠10萬手術費，今天必須交5萬，不然明天就停止部分治療。”我看著催款單上的紅章，又看了看保溫箱裡的孩子——他才兩斤八兩，鼻子上插著氧氣管，小手攥得緊緊的，像在和命運抗爭。
“銘宇，怎麼了？”小雨察覺到我的不對勁，掙紮著想坐起來，“是不是公司出什麼事了？”
我把降職的事告訴她，聲音帶著哽咽：“對不起，我沒本事，讓你和孩子跟著我受苦。現在月薪8000，扣完賠償隻剩3000多，連你的藥費都不夠。”
小雨的眼淚掉了下來，卻伸手摸了摸我的臉：“彆哭，我們一起扛。我出院後可以做手工活，你下班了去跑外賣，總能湊夠的。”她的聲音很輕，卻帶著一股韌勁，“孩子這麼堅強，我們不能倒下。”
接下來的日子，我成了“雙麵人”。白天在公司做著重複的基礎工作，被張副總故意刁難，讓我熬夜改無關緊要的代碼；晚上換上外賣服，騎著電動車穿梭在城市的夜色裡。淩晨一點的街頭，寒風凍得我手腳發麻，手機裡彈出房貸扣款失敗的提醒，還有孩子icu的費用清單，8000元天，像一座永遠填不滿的黑洞。
可就連跑外賣，李黨也不肯放過我。有一次，我送完外賣，一輛麵包車突然從旁邊衝出來，把我的電動車撞翻，騎手服磨破了，膝蓋流著血。對方下車後隻丟下500塊：“張副總讓我給你帶句話，識時務就彆再查以前的事，不然下次撞的就不是車了。”
我攥著帶血的500塊，站在路邊，看著來往的車燈，第一次感到如此絕望。回到醫院，小雨看到我膝蓋上的傷，抱著我哭了：“我們不跑了，不查了，隻要我們一家人平安就好。”
我抱著她，眼淚也掉了下來。可我心裡清楚，退縮沒用，李黨隻會得寸進尺。我想起王磊之前藏在我舊電腦裡的u盤，裡麵有李黨買通高層、篡改項目、盜竊國家電網數據的證據——這是我唯一的籌碼。
深夜，我坐在病房走廊的椅子上，插上u盤，看著裡麵的錄音和轉賬記錄，手指顫抖。如果我把證據交出去，李黨肯定會瘋狂報複，小雨和孩子可能會有危險；可如果不交，我們永遠活在他們的陰影裡，被債務和威脅壓得喘不過氣。
手機突然震動，是匿名短信，還是那個熟悉的號碼：“聽說你在跑外賣？挺辛苦的。把u盤交出來，我給你30萬，夠你孩子的治療費和房貸了。不然，下次就不是撞車這麼簡單了。”
我看著短信，又望向icu裡的孩子，他的呼吸平穩了一些，小手似乎動了一下。窗外的天快亮了，東方泛起魚肚白，可我的前路依舊一片黑暗。
交還是不交？反抗還是妥協？一邊是家人的安全，一邊是真相和正義，還有壓得人喘不過氣的經濟重擔。我握著u盤，感覺它有千斤重。
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已經把我逼到了懸崖邊。而我知道，無論我做什麼選擇，這都不是結束，隻是更殘酷的開始——李黨的魔爪，絕不會輕易放過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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