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四上午的曆史課，氣氛比往日更加凝滯。
孫先生講到《南京條約》的“割地、賠款、通商、協定關稅”時，語調沉痛，卻難以穿透籠罩在班級上空那層由“睦鄰”命令帶來的、無形卻厚重的隔膜。
學生們大多低著頭，仿佛課本上那段屈辱的文字，與窗外現實沉重的政治空氣產生了令人窒息的共鳴。
林懷安（郝楠仁）緊握著筆，筆尖在“香港島”三個字上反複戳點，留下深深的墨痕。他發現自己在曆史學習上遇到了新的瓶頸——年代、條約內容、事件因果……
這些枯燥的知識點像一盤散沙，無論如何死記硬背，總是前後混淆，難以形成清晰的脈絡。
一想到即將到來的月考，以及那遙不可及的“考軍校”目標中必然包含的曆史考核，一種無力感便油然而生。
“不行，不能這樣下去。”
他心中警醒。
既然自己摸索效率低下，就必須尋求外部破局之法。
他想起了那位被學生私下稱為“活史書”的曆史老師李文香先生。
李先生講課從不照本宣科，眼神中總帶著一種穿透歲月的深邃。或許，他能有辦法？
午休時分，校園寂靜。
林懷安鼓起勇氣，走到教學樓儘頭那間掛著“史地教研室”木牌的門前。
門虛掩著，他輕輕敲了敲。
“請進。”
一個溫和而略帶沙啞的聲音傳來。
林懷安推門進去。
教研室內光線略顯昏暗，空氣中彌漫著舊書報和墨水的特有氣味。
李文香先生正伏案批改作業，鼻梁上架著一副老花鏡，聽到腳步聲，他抬起頭，露出詢問的神色。
他穿著一身洗得發白的青色長衫，袖口有些磨損，但整個人收拾得十分整潔，透著一股傳統文人的清臒與從容。
“李先生……”
林懷安有些緊張地開口，“學生……學生林懷安，高二丙班的。有些曆史學習上的困惑，想請教先生。”
李文香放下筆，摘下眼鏡，指了指旁邊的椅子：
“坐吧。是哪部分內容不理解？”
他的目光平靜，沒有一絲不耐煩，讓林懷安稍稍安心。
林懷安坐下，組織了一下語言，坦誠道：
“先生，不是具體哪一課不懂。是……是覺得近代史的事情一件接著一件，條約一個個簽，年代、內容總是記混，感覺像一團亂麻，理不出頭緒。死記硬背，效果很差。”
他沒有提及“睦鄰”命令帶來的心理壓抑，但那眉宇間的焦灼，卻逃不過李先生的眼睛。
李文香沒有立刻回答，他緩緩站起身，走到窗前，望著窗外沉靜的校園，良久，才悠悠開口，仿佛在對著窗外的時光訴說：
“曆史，不是故紙堆裡冰冷的年份和條款。
它是一股活著的、流淌在我們每個人血脈裡的東西。
你記不住，或許是因為，你還沒有真正‘觸摸’到它的溫度，沒有聽到它在你自己身上的回響。”
他轉過身，目光灼灼地看向林懷安：
“林同學，你可知，我生於光緒二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895年。”
這個年份，像一把鑰匙，瞬間打開了塵封的記憶閘門。
“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之年。”
李文香的聲音低沉而清晰，“我出生時，北洋水師已在威海衛全軍覆沒，李中堂遠赴東洋，簽下了那份割讓台灣、賠款兩億兩白銀的條約。
我的祖父，一位前清秀才，抱著繈褓中的我，老淚縱橫，他說：‘這孩子生於國家危難之際，將來要知道恥，要自強！’所以，從我記事起，‘甲午’這兩個字，就不是書上的名詞，而是我生命的起點，是家族恥辱的烙印。”
林懷安屏住了呼吸。
他第一次意識到，曆史書的年份，可以是一個具體的人生命的開端。
“1900年，我五歲。”
李先生繼續道，眼神飄向遠方，仿佛穿越了時空，“庚子之亂，八國聯軍打進北京。
我們全家倉皇出逃，從這座皇城逃往南方。
我記得路上的顛簸，記得母親驚恐的眼神，記得洋兵的馬蹄聲和槍聲……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什麼叫‘亡國奴不如喪家犬’。
這，就是活生生的‘庚子事變’，不是書上的幾句話。”
林懷安感到心臟被狠狠攥緊。
他無法想象一個五歲孩子眼中的戰爭與逃亡。
“1911年，我十六歲，在南京念書。”
李先生的語調揚起一絲波瀾，“辛亥革命，武昌首義！我和同學們衝上街頭，剪掉辮子，高呼‘驅除韃虜，恢複中華’！
那一刻，積壓了十幾年的屈辱，仿佛找到了宣泄的出口，我們以為，一個嶄新的、強大的中國就要誕生了！
那種希望，你懂嗎？”
林懷安下意識地點點頭，儘管他無法完全體會，但能感受到那股青春的激情。
“1919年，我二十四歲，北大史學係三年級。”
李先生的聲音變得激昂起來，他甚至微微挺直了脊背，“五月四日，我們走上街頭！
反對巴黎和會，反對二十一條！
我就在趙家樓外麵，看著濃煙升起！
我身邊的同學，頭上流著血，卻還在高喊‘外爭國權，內懲國賊’！
‘民主’與‘科學’的口號，像火把一樣，點燃了我們那一代人！
五四運動，於我而言，不是曆史事件，是我燃燒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