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的秋天，大興安嶺已然披上了厚重的金黃外衣。孫大海駕駛著他那輛老舊的解放牌貨車，行駛在林區公路上。這條路他跑了七八年，熟悉得閉著眼都能摸清每一個彎道。
車是老車，人是老人。孫大海四十七歲，臉上刻著與年齡不符的皺紋，那是長年握方向盤、熬夜趕路留下的印記。他這趟從加格達奇出來，要送一批日雜貨到最北的村鎮去。貨主催得急，答應多加二百塊錢，他才接了這單棘手的活兒——必須在日落前趕到，否則結了冰的路麵不好走。
車輪碾過落葉，發出沙沙的聲響。孫大海搖下車窗，點了支煙。林區的空氣清冽得刺肺，帶著鬆脂和腐爛樹葉的混合氣味。他看了眼腕表，下午三點多，天色卻已經暗了下來。大興安嶺的秋季白日短得可憐，太陽早早地就向西山頭滑去。
“媽的，這天黑得真快。”他嘟囔著，加快了車速。
老解放發出沉悶的轟鳴，在林間公路上顛簸前行。孫大海打開了收音機，調到他常聽的頻道，卻隻聽到嘶嘶啦啦的雜音。
“又他媽沒信號了。”他拍了拍收音機外殼，這招往常管用，今天卻毫無起色。
開了約莫半小時，孫大海覺得有些不對勁。這條路他太熟悉了，平時這個時間應該已經過了二道河子，看見那片白樺林了。可眼下，周圍的景物卻陌生得很。參天的鬆樹黑壓壓地立在路旁，枝杈交錯，仿佛無數雙手臂要向公路撲來。
他減慢了車速，仔細打量著窗外。霧不知何時彌漫起來，灰白色的，纏繞在樹根處，又緩緩向路麵蔓延。孫大海心裡有些發毛，但還是安慰自己：興許是走了神，拐錯了彎。
又開了十來分鐘，前方出現了一棵歪脖子老鬆樹，樹乾上係著幾條紅布條，隨風飄動。
孫大海猛地踩了刹車。
這棵樹他見過，一刻鐘前就見過。那時他還覺得這紅布條紮眼，心裡還嘀咕過誰這麼無聊在林子裡係這玩意兒。
“鬼打牆了？”他自言自語，聲音在駕駛室裡顯得異常清晰。
東北林區裡跑車的，誰沒聽過幾個“鬼打牆”的故事？孫大海從不信這些，他總覺得那是人們迷路後為自己找的借口。可眼下，他自己卻實實在在地遇到了這邪門事。
他掏出手機，果然，一格信號也沒有。這也不意外，林區裡信號本就斷斷續續。
孫大海深吸一口氣，重新發動車子。這次他開得很慢，仔細記著路邊的特征。一棵被雷劈過的枯樹，一塊像狗熊的巨石...他都記得清清楚楚。然而二十分鐘後，那棵係著紅布條的歪脖子樹又出現在了前方。
冷汗從他的額角滲出來。
這次他停下車，決定下去看個究竟。開車門時，他的手有些發抖。
林子裡靜得可怕。沒有鳥叫，沒有蟲鳴，甚至連風似乎都停滯了。隻有那幾條紅布條在無聲地飄動，鮮豔得紮眼。
孫大海走近那棵樹，伸手抓住一條布條。布料是那種老式的粗布，已經被風雨洗褪了色，但上麵的字卻依然清晰可見——
“替死”。
孫大海猛地鬆開手，像是被燙著了一樣。他又抓起另外幾條，每條上麵都寫著同樣的兩個字，墨跡黑得發亮，仿佛是剛剛寫上去的。
“操！”他罵了一聲，轉身就想回到車上。
就在這時，車載收音機突然自己響了起來。
不是說話聲，也不是尋常的音樂，而是那種嗩呐吹奏的、淒厲的喪葬調子。嗚咽咽咽，忽高忽低，在寂靜的林子裡回蕩，聽得人汗毛倒豎。
孫大海衝回駕駛室，拚命按著收音機的開關，卻怎麼也關不掉那聲音。嗩呐聲越來越響，夾雜著鑼鈸的敲擊，儼然是一支出殯的隊伍正在某處行進。
他狠狠一拳砸在收音機上，音樂戛然而止。
寂靜重新降臨，比之前更加沉重。
孫大海喘著粗氣，雙手緊緊握住方向盤。他的手背上突然傳來一陣刺痛，低頭一看，一雙蒼白的手不知何時覆在了他的手上。那手指細長毫無血色，指甲尖銳得不像活人，正一點點陷入他的皮肉中。
孫大海尖叫一聲，猛地抽出手來。那蒼白的手瞬間消失了，仿佛從未出現過，隻有手背上幾道滲血的劃痕證明剛才不是幻覺。
他發瘋似的啟動車子，油門踩到底，老解放咆哮著向前衝去。樹木在車窗外飛快後退，霧越來越濃，幾乎要淹沒整個公路。
不知開了多久，汽油即將耗儘時，前方出現了一點燈光。孫大海幾乎是哭著向那燈光駛去，那是一座守林人的小屋。
小屋的主人是個七十多歲的老頭，姓李，在這林子裡住了大半輩子。他給孫大海倒了杯熱茶，聽著司機語無倫次地講述經曆，眉頭越皺越緊。
“你遇到‘替死道’了。”老李頭最後說，“那是artiejapanesesodiers冤魂不散，要找替身呢。”
老李頭告訴孫大海，1945年日本投降那年，有一隊關東軍不願投降，逃進了這片林子，最後全部凍死餓死在了裡麵。從此以後，這段路就經常出現怪事，特彆是每年秋天，他們死去的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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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紅布條，”孫大海顫抖著問，“上麵寫著‘替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