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秋，日本兵已占了沈陽城，鐵路沿線儘是太陽旗。我們這“何家班”順著鄉間土路一路往南走，也不知要走到哪裡去。
班主何三寶五十多歲，瘦得像根旗杆，卻有一副鐵打的脊梁。他常說：“戲比天大，隻要還有一個人聽，咱們就得唱。”可這年月，兵荒馬亂的，誰還有心思聽戲？班子裡的行頭破的破，丟的丟，十幾個兄弟姊妹麵黃肌瘦，眼看就要散夥了。
那日黃昏，我們走到遼河邊一個小村莊。剛搭好簡陋的戲台，就見遠處走來五個人。領頭的是個高個子，穿一件褪了色的青布長衫，麵容清臒，身後跟著兩男兩女，都提著沉甸甸的箱子。
“何班主，久仰了。”高個子拱手，聲音溫潤，“聽說貴班缺人手，我們幾個願搭班唱戲，隻求一口飯吃，不要工錢。”
何老板眯著眼打量他們：“幾位麵生得很，從哪兒來？”
“關裡來的，家鄉鬨饑荒，沒辦法。”高個子微微一笑，“我叫柳逢春，這幾位是我師弟師妹。”
我躲在幕布後偷看，覺得這些人奇怪。他們麵色都有些過分的白，像是許久未見陽光，但舉止從容，自帶一股說不出的氣度。
何老板盯著他們帶來的箱子看了半晌，眼裡突然放出光來——那箱子裡全是上好的戲服行頭，繡工精細，料子華貴，比我們原先的不知好了多少倍。
“那就試試吧。”何老板終於點頭。
當晚，柳逢春唱了一段《霸王彆姬》，那嗓音清亮婉轉，高低自如，我從未聽過這麼好的嗓子。何老板聽得眼睛發直，連連拍腿：“寶啊！這是活寶啊！”
自那以後，何家班時來運轉。有這五位搭班，我們的戲一下子紅火起來，每到一處，人山人海。奇怪的是，柳逢春他們隻在夜間登台，白天從不見人。何老板安排他們住在大篷最裡麵的隔間，誰也不許打擾。
一次，我半夜起來小解，聽見裡麵有排練聲，偷偷從縫隙往裡瞧——隻見柳逢春正唱《竇娥冤》，唱到動情處，眼中竟流下兩行血淚。我嚇得魂飛魄散，連滾爬回被窩，一夜未眠。
第二天，我偷偷告訴何老板，他臉色一沉，狠狠掐滅手中的煙頭：“小兔崽子，彆瞎說！那是咱們的財神爺！”
“可他們不像活人...”我哆嗦著說。
何老板沉默良久，歎了口氣：“這年頭，是人是鬼，誰還分得清？能唱戲就是好的。”
十月末，我們到了撫順一帶。這裡日本人更多了，氣氛壓抑。村裡老人偷偷告訴我們，附近山上有個廢棄的戲台，十多年前，有個戲班在那裡唱夜戲時，整個戲台莫名起火，全班子二十多口無一幸免，聽說領班的姓柳，是河北來的名角。
我聽得心驚肉跳，回去告訴何老板，他卻隻是抽煙，一言不發。
那晚在千金寨演出，台下黑壓壓坐滿了人，不少是日本兵。柳逢春唱《長阪坡》，唱到趙雲單騎救主時，台下有個老者突然站起來，臉色慘白，指著台上哆嗦著嘴唇：“是...是他！柳夢梅！他回來了！”
場內一陣騷動。老者繼續喊道：“光緒二十八年，我在奉天聽過柳夢梅的戲，就是他！可他們班子裡的人早燒死了啊！”
台上，柳逢春的唱腔突然高了八度，眼神淩厲如電。幾個日本兵也覺察不對，端起槍站起來。
何老板連忙上前打圓場，卻被日本兵一把推開。眼看就要出事，柳逢春忽然一個轉身，水袖翻飛，整個戲台瞬間被一股白霧籠罩。
霧中，我聽見柳逢春對何老板低語：“班主，多謝收留之恩。我們確實非人，乃是光緒二十八年葬身火海的柳家班冤魂。今夜事了，我們就該走了。”
白霧散去，日本兵全都昏睡在地，柳逢春五人已不見蹤影。我們慌忙收拾行裝，連夜離開千金寨。
走出十裡地，回頭望去，隻見我們來時的方向火光衝天，後來聽說那晚駐紮在千金寨的日本兵營地莫名起火，燒死了二十多個日本兵。
何老板站在路邊，望著那火光，許久才喃喃道：“唱戲的，總得有點骨氣，人如此，鬼亦然。”
自那以後，何家班再沒遇到過那樣的好角兒。但何老板常常在夜深人靜時，拿出柳逢春留下的一件戲服，輕輕撫摸，眼中似有淚光。
多年後，我才在檔案館查到記載：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確有柳家班在奉天一帶演出，因拒絕為俄國權貴唱堂會，被人縱火燒了戲台，全班二十三人無一生還。
而那晚在千金寨，柳逢春臨走前還留給何老板一句話：“戲比天大，但人命比戲更大。班主，好好活著。”
何老板直到臨終前才告訴我，那晚他其實早就知道柳逢春他們的來曆——當年柳家班被燒時，他就在場，那時他還是個跑龍套的小學徒。這場收留，是他欠了三十五年的一場救贖。
“人啊...”何老板閉上眼睛，最後一句話消散在風中，“比鬼可怕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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