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十九歲，因為個子高、嗓門亮，被指定扮演李玉和。這本是件光榮事，可我總覺得彆扭。我爹是讀過些老書的人，私下裡跟我說過：“這出戲原本叫《革命自有後來人》，現在倒好，全中國就剩八個戲了。”他說這話時聲音壓得極低，低得幾乎要被煤油燈的劈啪聲吞沒。
村禮堂前身是偽滿時期日本人建的鐵路工人俱樂部，厚厚的石牆，高高的頂棚，舞台寬大得與我們這個小小的村落不相稱。傳聞一九四三年，曾有一批抗日鐵路工人在這裡被處決，鮮血染透了舞台前的木板。雖然後來換過新板，但老人們都說，每逢陰雨天，還能聞到淡淡的血腥味。
臘月二十三，小年夜，北風刮得緊。我們點著汽燈繼續排練，正到“刑場鬥爭”那一場，我唱到“為革命，粉身碎骨也心甘”時，突然感覺後背一陣發涼。
不是普通的那種冷，而是一種沉甸甸的、幾乎要壓彎人脊梁的寒意。
更奇怪的是，我感覺到背後有人。
不是實際的人，而是一種存在感——每當我抬手，就感覺有另一隻手在我的手臂後方，動作與我一致，但力道更沉，幅度更大；每當我邁步，就感覺有另一條腿在我的腿後麵，踏地更重，仿佛要把舞台踩穿。
我猛地回頭，卻什麼也沒有。
“建國，你咋老回頭？”導演福山叔皺眉問道，“李玉和這時候要視死如歸，你這東張西望的像個啥？”
我支吾著說不出所以然，總不能說感覺背後有人吧？這在當時可是封建迷信思想，輕則批評教育，重則批鬥遊街。
接下來的幾天，這種感覺越來越強烈。不隻是動作上的同步，我甚至能感受到一種情緒——比劇本要求的更悲憤、更決絕。有次排練到李玉和受刑後與家人訣彆的場景，我竟不由自主地流下淚來，那不是表演，而是真真切切的悲痛從心底湧出，止都止不住。
“今天進入角色了！”福山叔滿意地拍著大腿。
我心裡明白，這不是我的演技進步了。
最可怕的是那次在鏡子前的經曆。
村禮堂後台有麵老鏡子，水銀已經斑駁，照人總是模模糊糊。那晚排練間隙，我獨自在後台休息，無意中走到鏡前，突然看見鏡中的影像與我並不完全重合。
在我身影的後麵，隱約還有一個穿著深藍色鐵路製服的人影，帽簷壓得很低，看不清麵容，但能感覺到那是一個中年漢子，肩膀寬厚，身形挺拔。他的動作比我慢了半拍，當我靜止時，他還在微微晃動，就像火車剛停穩時乘客還帶著行進中的慣性。
我嚇得魂飛魄散，猛地轉身——身後空無一物。
再回頭看鏡子，隻有我蒼白驚恐的臉。
我把這事悄悄告訴了扮演李鐵梅的小芳，她是我鄰家妹子，從小一起長大。她聽後臉色煞白，低聲說：“建國哥，我聽我爺爺說過，這禮堂確實死過鐵路工人，叫陳鐵柱，是當年的抗日分子，被日本人用鐵絲綁在舞台柱子上，活活打死的。”
“你咋知道得這麼清楚？”我問。
“陳鐵柱就是咱們村的人啊，他家原來就住在村西頭，後來絕戶了。爺爺說，他死後不久，村裡人就常在這兒看見他的影子，有時深夜還能聽見火車汽笛聲，可咱村早就不通火車了。”
我汗毛倒豎，卻又莫名地感到一絲心安——如果真有小芳說的這個陳鐵柱，那他應該是自己人，不是惡鬼。
排練繼續進行，離公社彙演隻剩一個星期了。那些天，我感覺自己越來越不像自己。走路時背挺得異常直，說話聲音洪亮如鐘，甚至在不排練的時候，我也會不自覺地哼唱《紅燈記》的唱段。
有天深夜，我夢見自己穿著鐵路工人的製服，在風雪中沿著鐵軌行走。前方有燈光，我拚命向前跑，卻聽見身後有日本兵的叫喊聲和槍聲。我懷中緊揣著一卷紙，不知是什麼，但知道比性命還重要。
醒來時，枕頭已被淚水浸濕。
我把夢告訴福山叔，沒敢說鏡中鬼影的事，隻說是反複做的夢。福山叔抽著旱煙，沉默良久，說：“你夢見的可能是陳鐵柱，他是給抗聯送情報時被叛徒出賣的。日本人把他抓到這裡公開處刑，殺雞儆猴。”
“您怎麼知道？”
福山叔吐出一口煙：“我親眼見的。那年我十二歲，躲在二樓看熱鬨的人群裡。陳鐵柱被打得渾身是血，就是不低頭。最後斷氣前，他高喊‘革命自有後來人’。”
我怔住了——《革命自有後來人》，正是《紅燈記》原來的名字。
公社彙演前一晚，我們在禮堂做最後彩排。正當我唱到“無產者一生奮戰求解放，四海為家……”時，汽燈突然閃爍起來，整個舞台明明滅滅。
就在這一明一暗中，我清楚地看見，舞台上不止我們演員的身影。
在我身後，站著一個清晰的、穿著舊式鐵路製服的男人，他麵容剛毅，眼神堅定，隨著我的唱詞做著動作。不隻是他，舞台上還隱約出現了其他身影——日本兵、圍觀群眾，仿佛一九四三年的慘劇正在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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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嚇得幾乎忘了詞，但奇怪的是，嘴巴卻自動唱了下去，聲音比平時更加洪亮悲壯。我瞥了一眼台下，福山叔和小芳他們都睜大了眼睛，顯然也看到了什麼。
彩排結束後，誰都沒提這事。那個年代，有些事隻能看破不說破。
正式彙演那天，公社領導全來了，台下坐滿了人。演出出奇地成功，當我唱到“雄心壯誌衝雲天”時，感覺背後那股力量前所未有地強大，仿佛不是我在表演，而是通過我，另一個生命在舞台上重生。
演出結束，掌聲雷動。鞠躬謝幕時，我恍惚看見舞台一側，那個鐵路工人的身影對我微微點頭，然後漸漸消散。
從那以後，排練時背後的感覺再也沒有出現過。
一九七六年，“文革”結束，樣板戲漸漸不再流行。一九七八年，我考上了省城的師範大學，離開家鄉前，特地到已經破敗的村禮堂看了看。
在後台那麵老鏡子前，我駐足良久。福山叔不知何時站在我身後。
“陳鐵柱的冤屈洗清了。”福山叔突然說，“上個月縣裡來了人，正式追認他為革命烈士。他當年護送的情報，挽救了一支抗聯隊伍。”
我望著鏡中自己已成熟許多的麵容，忽然明白，那年的經曆不是簡單的鬼故事，而是一段被遺忘的曆史，借著一出戲、一個少年的身體，完成了它的回歸與正名。
“他為什麼選擇我？”我終於問出這個困擾我十年的問題。
福山叔笑了笑：“因為你爺爺和陳鐵柱是表兄弟，你長得有幾分像他年輕時候。”
這一瞬間，一切都有了答案。血液中的聯結，比任何外在的聯係都要牢固。
多年以後，我已成為一名曆史教師。在課堂上講到東北抗聯的曆史時，我總會提起這段經曆——當然，說是“民間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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