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倭哥的書店可能要拆遷，是在一個陰沉的十一月下午。
那天我去書店還書——借了一本阿城《棋王》，看完後心裡空落落的，想去和倭哥聊聊。推開門時，卻看見他正在和兩個穿西裝的人說話，氣氛不太對。
“李老板，我們也是按程序辦事。”年長的那位語氣客氣但不容置疑，“這條街整體規劃，下個月就要開始評估了。您這書店……麵積小，位置偏，評估價值不會高。”
倭哥站在書架前，背挺得很直，長發遮住了側臉。“這是我父親留下的，”他的聲音很平靜，但平靜下有暗流，“不賣。”
“我們可以協商補償……”
“不是錢的問題。”倭哥打斷他，“是記憶的問題。”
那兩人對視一眼，年輕的那個想說什麼，被年長的攔住了。“我們再給您一周時間考慮，”年長的那位遞上一張名片，“想通了打我電話。”
他們離開時，風鈴沒有響——它還是壞的。門關上後，書店陷入一種緊繃的寂靜。
我走過去，把書放在櫃台上。“怎麼回事？”
倭哥轉過身，臉上沒什麼表情，但眼睛裡有一種我從未見過的神色——像是困獸被逼到牆角時的警惕與決絕。“要拆了，”他說，“整條街都要拆。建商業綜合體，酒店、商場、寫字樓。”
他走到窗邊，看著外麵狹窄的巷子。巷子兩側都是老平房，青磚灰瓦，有些牆皮已經剝落，露出裡麵的土坯。晾衣繩橫跨巷子上空，掛著各色衣物，在初冬的風裡微微搖晃。
“我父親1992年租下這裡，”倭哥的聲音很輕，像在自言自語，“那時候我剛上小學。他說：‘倭倭，我們開個書店吧，不圖賺錢，就圖有個地方放書，和有緣人分享。’”
他指著門口那塊斑駁的木招牌：“‘未名書店’，這名字是他取的。他說書不應該被定義，書店也不應該被定義。來的人，想看書就看，想買就買，想聊天就聊天。沒錢買書的，可以拿東西換——雞蛋、蔬菜、手工做的鞋墊，都行。”
我環顧四周。書店確實老了，木地板踩上去會發出輕微的**，書架因為常年承重微微傾斜，天花板上有一塊水漬，形狀像一朵祥雲。但所有的書都排列整齊，分類清晰，每一本都被精心維護——包了書皮，修補了破損的書脊，夾著自製的書簽。
“小時候，我放學就來這裡寫作業。”倭哥走到最裡麵的那張書桌前，手指撫過桌麵上的刻痕——那是一個歪歪扭扭的“李”字，是他七歲時用小刀刻的，為此被父親罰抄了一百遍《三字經》。
“父親說，書店是時間的容器，”他繼續說，“每一本書都是一個世界，每一個讀書的人都是一段曆史。書店把這些世界和曆史聚在一起，讓它們對話，讓它們交融。”
他拿起桌上一本泛黃的《紅樓夢》，翻開扉頁，上麵有鉛筆寫的字：“1995年冬夜讀至此，窗外雪落無聲。想起年少時愛過的人，今不知在何方。”
“你看，”倭哥說，“這不隻是一個讀者的批注，這是一段人生。書店裡到處都是這樣的人生片段——在書頁的空白處，在夾著的車票裡，在褪色的書簽上。如果書店拆了，這些片段就散了，像沙子撒進海裡，再也找不回來。”
窗外開始飄起細雪，北京初冬的第一場雪。雪花輕輕落在巷子的青石板上，很快化成了水漬。
“一周時間，”我說，“有什麼打算？”
倭哥沉默了很久。雪越下越大，從細雪變成了鵝毛大雪，紛紛揚揚，很快覆蓋了巷子的屋頂和路麵。
“我要寫一封信，”他終於說，“寫給這條街，寫給每一棟老房子，寫給每一個在這裡生活過的人。然後把它貼在書店門口，讓所有路過的人都能看見。”
接下來的三天，倭哥閉門不出。書店掛上了“暫停營業”的牌子，但他允許我進去。我看見他坐在那張老舊的書桌前，麵前鋪著宣紙，用毛筆寫信。字很大，力透紙背。
“致這條街：
我在這裡長大。
巷口的槐樹記得我爬上去掏鳥窩摔下來的哭喊，
青石板記得我學自行車時留下的劃痕，
老牆上的爬山虎記得我每個夏天的身高。
這裡不是最好的地方——
冬天冷，夏天熱，雨天漏水，刮風進沙。
但這裡是我的地方。
我父親的地方。
無數個讀書人、愛書人、尋找安靜的人的地方。
書店要拆了，
但不是因為它沒有價值，
而是因為有些價值，無法被評估、被定價、被交換。
就像記憶無法被拆遷，
就像故事無法被清除，
就像一本書被燒掉後，
它的文字會在讀過的人心裡繼續生長。
所以，我要守護這裡。
用我能想到的所有方式。
李倭
2023年11月15日”
信寫完後，倭哥真的把它貼在了書店門口。紅紙黑字，在雪白的背景下格外醒目。
奇跡般地，這封信引起了反響。
先是隔壁理發店的王阿姨，六十多歲，在這條街理了四十年發。她看完信，眼睛紅了：“小李啊，阿姨支持你。我那個店也接到通知了，但我沒文化，不知道怎麼說。你說出了我的心聲。”
然後是巷子深處的裁縫鋪張爺爺，八十歲了，耳背，但眼睛還亮。他拄著拐杖來到書店，用顫抖的手在信紙下方簽了自己的名字。
接著是水果攤的劉叔、修鞋的李師傅、賣煎餅的趙大姐……短短兩天，信紙下方簽滿了名字，還貼了許多小便簽：
“我在這裡住了五十年，不想走。”
“孩子在這裡長大，這裡有他的童年。”
“拆了這裡，我們去哪裡？”
“城市需要發展，但也需要記憶。”
第三天，來了一個意想不到的人——附近大學的曆史係教授，姓陳，是書店的常客。
“李老板，”陳教授握著倭哥的手，“你這封信寫得好。我已經聯係了幾個搞文化遺產保護的朋友，還有媒體記者。我們不能讓這樣的地方消失。”
第四天，記者真的來了。扛著攝像機，舉著話筒。倭哥不善言辭，但說到書店時，眼睛裡有了光：“這裡不僅僅是一個賣書的地方，它是一個社區的記憶樞紐。老人來這裡聊天，孩子來這裡寫作業，失意的人來這裡尋找慰藉，快樂的人來這裡分享喜悅。如果這樣的地方都留不住，我們留住的到底是什麼？是高樓大廈的冰冷外殼，還是人與人之間的溫暖聯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