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租加不下去，石誠吾開始要年例，就是每年過年，這些佃戶要孝敬他，這佃戶又開始出走。”
朱翊鈞看完奏疏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激起了民變。
這石誠吾加租不成，要年例又不成，這個機靈鬼靈光一閃，想出來個好伎倆，辦賭坊。
這事他一個人做不成，他就找了三縣的縉紳，一共六家，都辦起了賭坊，這不出三年，佃戶人人欠了縉紳的錢，這欠債還錢，天經地義。
每個人都一樣，欠了錢，就底氣不足，到這一步就好辦了，自萬曆九年起，石誠吾為首的三縣縉紳，就開始加租，除了加租之外，還開始索要年例。
“這個石誠吾！反了他了，朕的聖旨都敢違背！”朱翊鈞看完了奏疏，已經出離的憤怒了。
辦賭坊、加租、索要年例，還能說是偷偷摸摸的乾，他居然敢公然違抗聖旨！
朱翊鈞有明確聖旨，晚造豆麥、油菜、薯芋、及薑菜之利，例不收賦收租，不得有違。
百姓種植番薯是不收稅的，朝廷不收稅，地主就沒有名義收租，所以常田一般不種番薯，地主也不讓，多數都是荒地種番薯，番薯是救荒糧，是為了活命的救命糧。
這不收番薯的稅，已經執行了十四年了，隻要是番薯推廣到的地方，都知道這個禁令。
石誠吾辦賭坊、加租、年例之外，還要收這些晚造糧的租！
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就晚造糧租，徹底激起了民憤，皇帝老子都不收，你一個縉紳也要收！
佃戶萬乾倡、連遠候、鄭三萬等人，糾集佃戶，號曰田兵，攻破瑞金後，再邀三縣佃戶共起抗租。
馮保俯首說道：“陛下，田兵攻下的三縣，衙門還在，驛傳暢通，還能跟巡撫衙門書信往來。”
“田兵要求立盟，盟約為減租、除年節等項舊例、關閉賭坊、請均田令、鋤奸，隻有朝廷答應了立盟約，三萬田兵才會歸田。”
其實田兵這樣要求是非常危險的，正常情況下，皇帝會派兵來鎮壓，而不是答應他們的訴求。
但陛下不一樣，百姓們又不是閉目塞聽，一點事都不知道，從廢除賤奴籍的操戈索契、到浙江九營嘩變，再到沈仕卿帶著佃戶反抗，高喊告訴我娘，我不是孬種，皇帝做出過一次次的選擇，才讓田兵選擇等待聖命。
從寧都、瑞金、寧化三縣知縣，到贛州府知府，再到江西左右布政、參政，江西巡按、江西巡撫，這麼多臣子，在奏疏裡都不敢說，其實這田兵之亂，有一部分原因是皇帝慣的。
皇帝慣的事情很多，但有一件事最重要，皇帝在浙江搞均田，搞得風生水起。
浙江還田的消息傳到了江西，江西佃戶一看，自己這邊非但沒有還田令，這些個縉紳還想方設法的加稅、年例、賭坊，連晚造糧也要抽租，都是陛下的子民，怎麼如此天差地彆，才最終鬨了起來。
“江西布政使餘立、按察使王象坤，參政蔡國珍的奏疏說，他們為了不讓民變進一步擴大，已經暫且答應了下來，可田兵仍然不肯退去，非要見到聖旨才肯罷休。”馮保告訴了皇帝地方的處置。
地方答應了，不答應田兵條件，反而派兵鎮壓田兵，這地方大員怕皇帝派京營把他們鎮壓了，那京營的口號是：上報天子，下救黔首。
而且田兵目前也沒有衝擊衙門，隻是將辦賭坊的三個縉紳之家的人給抓了起來，派兵鎮壓，激化矛盾，江西亂起來，亂兵可能不會殺了這些地方官，但陛下一定會。
答應下來，防止動亂進一步擴大，才是唯一的選擇。
浙江台州知府李弘道的下場，告訴江西地方官員，這種動亂，想捂蓋子是不可能的，遍布各州府縣的稽稅緹騎一定會奏聞皇帝陛下究竟發生了什麼。
可田兵還是不肯褪去，仍然占據了三縣各要道、市集、衙門也被堵著，在這些起事的佃戶眼裡，地方狗官答應的根本不算數，皇帝答應的才作數！皇帝答應的事兒，這些狗官才不敢違背！
張居正、王崇古、王國光、沈鯉等閣臣的浮票，態度還是很一致的，請皇帝聖旨。
閣臣的意見是還田令既然在浙江起了頭，那就不可避免的會向整個大明腹地推行，即便是現在沒有執行還田令的條件，也要減租，降低地主從土地上的獲益。
王國光的意思明確，隻有減租，才能讓這些鄉賢縉紳放棄土地租稅，轉向工商業投資和發展，才能讓強人身依附生產關係，轉向大規模自由雇傭生產關係，才能完成小農經濟蛻變到商品經濟。
鄉賢縉紳這些地主，是生產力、生產關係進步的阻力。
“下旨江西，對了，把這三個辦賭坊、收年例、還要收晚造糧的縉紳，統統給朕押到京師來！”朱翊鈞選擇了認可內閣的意見。
很多事看似有很多選擇，但其實萬曆維新走到今天，朱翊鈞隻有一個選擇，走下去。
田兵的要求，唯一比較困難的其實是還田令在江西執行。
還田令的執行是需要一定基礎的，其中最大的基礎就是佃戶們意識到這是朘剝，這樣朝廷才能有底氣去支持，而田兵們這麼一鬨，還田令最大的基礎就有了。
但這不代表還田令就可以著手推動了，江西的情況比浙江要糟糕很多，浙江有九營，浙江衙門有的是銀子，多到要修浙東運河的地步，但是江西比浙江窮，而且沒有九營，要執行還田令，沒有那個條件，強行推行沒有意義。
“這三個縣的縣令是乾淨的嗎？朕以為不是。”朱翊鈞看著奏疏，麵色凝重的說道：“石誠吾為首的三家縉紳，搞賭坊、加租、收年例，最後逼出了民亂，縣令能不知情？”
“這裡麵要是沒有故意包庇，朕這個皇帝也不要做了。”
“貪墨點銀子也就罷了，搞出民亂來，就是罪責了。”
為虎作倀，倀鬼背後是老虎，這三家縉紳搞成這樣，要是沒有地方衙門給他們撐腰，他們不敢做的如此過分。
朱翊鈞從奏疏上看不出什麼，他下的聖旨也是安撫百姓，他需要稽稅緹騎的塘報，再做出進一步的決定。
沒有讓大明皇帝等得太久，因為驛路並沒有斷絕，所以緹騎的塘報和地方官吏的奏疏，是前後腳抵達了京堂，大明皇帝和京堂百官，才了解到了事情的全貌。
賭坊、加租、索要年例、收晚造糧租，都是這次田兵之亂的背景，其實大明百姓兩百多年，也都是這樣過來的。
真正把百姓怒火點燃的是，寧都縣衙役夥同石誠吾家丁下鄉收租，暴力收租的時候，出了人命。
鄉民找到了村裡的耆老，請耆老主持公道，耆老拿出了潘季馴還在江西時的政令，潘季馴在江西收租是問田主收租，而不是問佃戶收租。
當時潘季馴舉著刀逼迫鄉賢縉紳低頭，潘季馴已經到綏遠五年了，鄉賢縉紳們不願意再繼續承認地租裡包括朝廷稅賦了。
村裡的耆老拿著潘季馴當年的榜文，不肯交額外的田賦，縉紳的田，田賦都在地租裡了。
這推搡之間，石誠吾的家丁，把耆老給推倒在地，好巧不巧，耆老磕在了石頭上，六十多歲，就這樣走了，怒火才徹底被點燃。
收稅就收稅，殺人要怎樣！
已經消停了十多年的衙役下鄉收租，才是導致民亂爆發的直接原因。
“朕的鬥爭卷還是說的很明白，這些人能夠讀一讀階級論的第三卷，也不會折騰出這些事了。”朱翊鈞繼續翻閱著塘報對著馮保說道。
馮保思索了片刻說道：“陛下的意思是，最後一把米？”
朱翊鈞聞言點頭說道：“對，就是說矛盾和鬥爭的突然性，但是念經的話，有些晦澀，你這個最後一把米的說法非常貼切。”
最後一把米是個貼切的說法。
矛盾和鬥爭的爆發具有突然性。
縣令、衙役、鄉賢縉紳、家丁，並不想把窮民苦力逼到走投無路的地步，因為曆史無數次證明了，逼到走投無路的地步，天傾地覆的時候，窮民苦力是會反抗的。
而佃戶們一直在忍讓，佃戶自己在勸自己。
賭坊是賭徒自己無法克製自己的貪欲；加租是以前收那麼多，現在是恢複；年例是孝敬，畢竟縉紳們手裡的田契是祖祖輩輩傳下來的；收晚造糧租，這山水之間，每一寸都是有主的。
直到村裡的耆老，死在了麵前，自我欺騙徹底失效，從溫順任人欺負，到拿起一切能拿起的武器進行反抗，在片刻之間就變成了無法收場的巨變。
浙江台州府知府鎮壓佃戶的時候，也是這樣，李弘道到死都沒想明白，這些溫順的佃戶，為何突然就開始反抗了？
土地所有者或者權力擁有者，鄉賢縉紳、勢要豪右、衙門朝廷，不能清晰的知道並決定穀租、槁稅、私求，到何種地步才是極限，不清楚自己索取的是不是百姓米缸裡的最後一把米。
原因也非常簡單，因為肉食者不參於勞動，所以不能正確的衡量勞動所得，也意識不到這些米糧已經是最後一口了，肉食者往往覺得還能再壓榨一些出來，滿足自己對物質、財富的占有欲。
朱翊鈞重重的歎了一口氣說道：“鄉賢縉紳、勢要豪右、包括衙門朝廷，都覺得還能再要一點，百姓還有油水，還能再榨一點，自己都沒意識到，自己已經把手，伸向了百姓米缸裡最後一把米。”
“同樣，窮民苦力也不知道自己忍耐的極限在哪裡，再忍一忍，是多數人的選擇，可在某些事情突然發生時，那根線就繃斷了，隻能選擇抵死反抗，然後由點及麵，燒遍整個大明。”
“等到反應過來為時已晚，後悔莫及了。”
第三卷鬥爭卷，最終都會導向那個自然而然的推論，大明必亡。
矛盾激化的突然性，讓鬥爭爆發的衝突，沒有明確的界限，無法預料，這種不可控，讓張居正無法接受。
但從另外一方麵來說，這其實是可以防範的，防止矛盾鬥爭激化到無法收拾的地步，要解決實在是再簡單不過，不過分朘剝，留一口飯給百姓吃，就不會鬨到天崩地裂。
階級論的第二卷，講的就是分配。
“把這三個縣令也一道抓到京師。”朱翊鈞又下了一道明確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