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朱祁鎮還是比較信任孟瑛的，已經各路守臣，楊洪，郭登，都是朱祁鎮從下麵提拔上來的，都是敢戰之士。
可以說大明軍中壯年將領最高水平了。
如果這樣的陣營，還擋不住瓦刺。隻能說瓦刺開掛了。
即便有極其微小的可能。瓦刺突破了北京外圍防線，兵臨北京城下，朱祁鎮也有信心守住北京城。
首先，就是瓦刺不善攻城。
這一點從很多方麵都得到了體現了。而北京城，可是下了血本的天下雄城，立即有數百萬石糧食，已經無數兵器火炮，更是有超過百萬的軍民。
再說了，北京保衛戰的時候，整個京師不過有幼軍幾千，收攏逃兵有十萬人，即便大敗了，京營各部不可能全殲的。
再加上軍中尚有五萬雖然是魚腩軍隊，但也是軍隊。
這樣守城，守上幾年都不成問題，但是瓦刺真可能在北京城下待上一年嗎？
大明戰爭潛力是瓦刺不敢想象的。
朱祁鎮覺得這樣做，雖然冒險，但是這個低的兜著住。
唯一讓他感覺有些棘手的事情，不是彆的，就是財政壓力。
而今出關的將士，有超過十萬人陣亡，這是一筆極大的開支。更不要說，上一仗大敗，接下來又要打一仗。
耗費更是飛了一般的向上漲。
朱祁鎮一想起這一點，就有一點不敢見周忱。
周忱是理財能臣，但是他並不是提款機。
周忱已經很努力的在現在的財政基礎之上，努力榨出油水出來。但是
明軍開支的增長速度，是一個讓周忱絕望的數字。
朱祁鎮與周忱有一個共同的原則，就是不管怎麼樣，都不能加稅。
朱祁鎮是因為明朝因為加稅而亡，所以他印象深刻，所以，竭力避免。寧可從其他辦法，撈錢也不能加稅。
至於周忱對底層百姓更加了解，他更清楚，有些稅負不寫在朝廷稅書之中，但是他卻是存在的，這就是所謂的苛捐雜稅。
總體來說，大明這幾年朱祁鎮繼承太皇太後休養生息的政策之下，有所作為，但是本質上很多事情都是在擾民。
所以，底層百姓的負擔已經很重了，一遇災年，又是流民遍地，而福建，江西，動則匪患，其實不就是這兩個地方，在元末受到的打擊不大，所以人口密度最大。人口多了土地兼並也是最維持激烈。
這樣的情況下，任何加稅，有些地方是能夠承受的，有些地方是不能夠承受的。會打破地方的平衡。
而且官吏層層伸手，朝廷收上一兩，下麵官員能貪三百文。這還是比較清廉的，在清代官府收一兩，加耗最少在五錢以上，甚至有的地方，加耗比正稅還多。加耗自然是被各地官員給平分了。
所以周忱推行的很多財政改革，都沒有在田稅上下刀，是田稅沒有提升的潛力嗎？不，田稅乃是漢人王朝幾千年的正稅，如果清理一遍，收入決計不僅僅是二千三百萬石糧食，翻一倍都未必不能。
隻是這裡麵的水太深了。連整頓鹽稅，都要先殺個人頭滾滾，如果要整頓田稅，又是一個怎麼樣的摸樣？
所以，周忱數次勸諫過朱祁鎮，在田稅之上，不要輕易改動祖宗成法。
隻是，而今如此大的財政缺口，朱祁鎮實在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他隻能召見周忱商議這一件事情。
周忱本來花白的頭發，此刻已經全白了，眼窩深陷進去，這一段時間主持內閣事務，又要兼顧大軍後勤，與黃河大工，已經各地汛期的問題，周忱已經相當勞累了。
朱祁鎮與周忱寒暄了幾句，說了說黃河大工的用度，周忱即便上將這個窟窿都堵上了。至於軍費軍糧等等更不在話下。
隻是這一切等朱祁鎮拿出錦衣衛密報的時候，周忱頓時憤怒了，他不顧軍情失態，厲聲怒喝道“朱勇該死。”
朱祁鎮說道“先生息怒，先生息怒？”
周忱說道“成國公身受數代君王賞識，卻將大軍精銳鐵騎，全部葬送了，如此罪人如何不該死，臣請按照丘福之例，處置成國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