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同樣是不可能！
而韓一良算是有點良心的，自己講自己的情況，絕不拖其他人下水。
他自述在同類官員裡他算是很少交際的，僅僅兩個月就推脫掉了書儀500兩巧立名目的送禮）。
這些都還是明著的斂財。他自稱自己這種不善交際的都這樣，那麼整個朝廷的官員狀況可以想象會是什麼樣。
韓一良最擔心的是以彈劾嚇唬人的腐敗言官，他們這些做，銀子可以像流水一樣流進他們的家門。
因此，韓一良希望皇上抓一抓貪腐嚴重的典型分子，殺一儆百，樹立官僚係統裡不想貪、不敢貪的廉潔之風。
韓一良指出的賣官泛濫的社會現象，也正是崇禎整頓吏治的重要方麵。因此崇禎十分欣賞，於是很快召集大臣討論韓一良提出的懲貪問題。
顧橫沉思到這裡，忍不住問道“芝麓，韓一良指出賣官現象已經泛濫，但是沒有具體所指，絕對是對事不對人。”
見龔鼎孳在認真傾聽，顧橫又繼續道“但是這個切中要害的直言，肯定會讓那些有賣官行為的大臣惴惴不安，有些沒有賣官行為的官員也可能不爽。”
顧橫說到這裡，龔鼎孳開口道“所以很多大臣注定在討論懲貪問題時不起好作用。這不，當時吏部尚書王永光就故意刁難，對當今陛下說韓一良肯定知道誰貪腐最厲害，讓他指出一兩個來嚴懲，震懾一下那些貪官。”
“那陛下當時是怎麼做的？”顧橫問道。
“陛下當年畢竟年輕，沒有看出王永光是故意刁難，也覺得韓一良說得不夠具體。於是就把韓一良召來，要他對貪官指名道姓。”龔鼎孳答道。
“韓一良沒有思想準備，而且並沒有哪個貪官的真憑實據，那麼他肯定覺得一旦指名道姓就是得罪人的事情，所以應該會跟陛下說是聽到的傳聞。”顧橫推測道。
“橫波，你說的沒錯，當時陛下大怒，質問韓一良一個貪官都不知道為啥就敢寫這道上書？”
“並且限韓一良五天內把貪官名單列出來。”
龔鼎孳說完，顧橫心中暗道壞了！韓一良又不是專查貪腐的官員，就是專門查貪腐的官員五天之內也沒法把貪官查出來。
但顧橫還是想知道後續，便問道“後來呢？結果怎樣？”
“還能怎樣，韓一良隻好找了一些坊間傳說有非議的官員來搪塞。陛下自然大為不滿，又要他說出兩月內給他送500兩書儀的是哪些人。”龔鼎孳道。
“韓一良應該不肯再說。”顧橫道。
“不錯，所以陛下震怒，說韓一良前後自相矛盾，明顯是不忠誠，本應該嚴查，念他是言官，就饒了他這次，革職為民！可惜反貪成了這樣的結局。”龔鼎孳有些惋惜和無奈地感慨道。
聽到這裡，顧橫再次陷入了沉思曆史上，崇禎皇帝在位17年，是勤政的17年，從未懈怠，不停地在為挽救明朝的危亡而奮鬥，應該是值得讚揚的。
但從處理韓一良的問題上看出，他不是很英明。一開始表彰韓一良的忠心和敢言，沒過多久就把韓一良打成反麵人物，革職為民。
崇禎的行為非常欠深思熟慮。從崇禎朝的很多事情來看，崇禎的應激反應是一個嚴重的性格缺陷。急於求成，急於決策，易被心懷不軌的臣子誤導。
常言道當局者迷。現在我們過去了幾百年再來看這段曆史，自然是很從容，站著說話不腰疼。
受限於當時的曆史條件、思想境界，顧橫覺得不應對崇禎過多苛責。拿今天的眼光我們來看一看這件事失誤在哪裡。
首先顧橫仔細回憶著一下韓一良的上書核心思想在哪裡。韓一良敢於反映賣官的社會現象，是希望皇帝扭轉社會風氣，不在於整飭哪一個具體人。
從這一點看，韓一良對貪官還是很仁慈的。如果真的較真肅貪，韓一良可能也不完全乾淨。
那麼如果用廉潔度來衡量官員。韓一良廉潔度可能是95，但有很多官員廉潔度可能不高於5。
在明末貪腐成風的社會，韓一良已經是很難能可貴的了。廉潔度100的根本找不到，除非是海瑞。
隻可惜崇禎皇帝沒有理解韓一良的核心思想，也沒有想明白自己的執政核心在於扭轉社會風氣，而不在急於處理一兩個貪官。
社會風氣一團糟，皇帝想懲貪，但整個官僚體係的腐敗盤根錯節，必然把好經念歪了。
崇禎覺得，崇禎應該先從多方麵入手弘揚廉潔正氣。轉變社會風氣是個慢工細活，急躁不得，不是懲治幾個巨貪就可以解決的。
但持續不懈地下苦功夫轉變社會風氣的做法不符合崇禎的性格，他沒有這個耐心。
其次，打擊了韓一良導致官員不敢擔當。明末官員互送書儀是種陋習，不在於是誰的錯。
韓一良因拒絕說出500兩的書儀是誰送而被革職。隻能導致官員相互袒護，不敢再說真話了。讓臣下因反映時弊而蒙受冤屈，可見崇禎處理朝臣的隨意性。
最終導致臣下不敢擔當，人人自危，對朝政都噤口不言。言路閉塞，崇禎皇帝執政的盲目性就大大增加。這是崇禎自釀的後果。於是就出現皇帝每天越勤勤懇懇，臣下就越偷安怠慢。
有當時的大臣劉宗周這麼評價崇禎求治之心操之過急，不免釀為功利；功利之不已，轉為刑名；刑名之不已，流為猜忌；猜忌之不已，積為壅蔽。
大意便是求治心切的崇禎帝，在時局危機深重的影響下越發急躁、偏執、多疑，布令太煩、用法太嚴、重典治臣下、用人不當，致使政策屢屢失誤，加劇了社會危機。為了解決不斷加深的社會危機，崇禎帝變得更加急於功利。
崇禎皇帝飽受內憂外患的困擾，日夜操勞，在急功近利的心理作用下，用人不當，失誤頻頻，進而對下屬臣子嚴厲苛責、求全責備，導致大臣們整日不安。
劉宗周對崇禎帝的行為直接予以批評“功利之見動，而廟堂之上有不勝其煩苛者矣。”
於是在整個朝廷內部，群臣為自保，隻好投其所好、逢迎君主，少數忠直之士也很難施展才華、保全自己。
崇禎帝對於一些有才能的大臣也要求苛刻，對其嚴厲苛責。
崇禎皇帝對待朝廷大臣，往往求之太備，或以短而廢長，責之太苛。長期如此，讓朝臣基本隻求自保，無才無德的庸碌奸佞之徒得到重用，卻不思救國救民，國家、局勢日益敗壞。
崇禎皇帝采用重典治臣下，錦衣衛、東廠於法律之外詔獄不斷，致使群臣苦不堪言，大小臣工儘在這位君主的不斷積疑中往來，導致整個朝廷氣氛昏暗壓抑、統治集團人心渙散，缺乏向心力和凝聚力。
曆史上崇禎皇帝就這樣發展了下去，最終落得眾叛親離，吊死煤山的悲慘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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