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二十五年，古老的中華大地在暮色中盤跚前行，大明帝國的航船看似依舊龐大威嚴，卻已千瘡百孔，在風雨飄搖中逐漸駛向未知的深淵。
三月的紫禁城，乍暖還寒。
文華殿內，銅鶴香爐裡的香灰已經積了寸許厚，禦案上堆積如山的奏疏無人問津。
自萬曆十七年起，明神宗便深居後宮，再未召見內閣大臣。昔日熱鬨非凡的朝堂，如今冷冷清清，仿佛被這個帝國的統治者遺忘。
首輔趙誌皋已至暮年，須發皆白，形容枯槁。每日依舊顫巍巍地來到空蕩蕩的朝房，機械地謄寫著那些“留中不發”的票擬。
所謂“留中不發”，便是內閣大臣們對各類政務提出處理意見，寫成票簽呈給皇帝後，皇帝既不批示，也不發還內閣，任由這些關乎國家命運的文件在宮中沉睡。
趙誌皋望著堆積如山的奏疏，心中滿是無奈與悲哀。他知道，這個龐大帝國的心臟，正以一種詭異的姿態逐漸停滯。
太倉庫的賬簿顯示，當年歲入白銀485萬兩。然而，遼東軍餉卻已拖欠達三年之久。遼東，作為明朝抵禦北方遊牧民族的重要防線，士兵們在艱苦的環境中堅守，卻遲遲拿不到應有的軍餉。士兵們的怨言越來越大，軍心開始動搖。
與此同時，陝西延綏鎮的士兵因缺餉嘩變竟達七次。延綏鎮地處邊疆，戰略位置重要，嘩變事件不僅嚴重影響了當地的穩定，也給明朝的邊防帶來了巨大的隱患。每次嘩變發生，地方官員都疲於應付，他們既要安撫士兵的情緒，又要向上級彙報情況，請求解決軍餉問題，然而這些請求往往石沉大海。
在權力真空的陰影下，司禮監掌印太監田義趁機將批紅權化作生財工具。
批紅，本是皇帝對內閣票擬的最終裁決，經皇帝朱筆批示後，便成為正式的政令。但如今，這一至關重要的權力卻被田義肆意濫用。
吏部文選司郎中顧憲成詳細記錄下了當年四月發生的事情：山東布政使空缺，這一職位竟標價三萬兩白銀；浙江鹽運使的肥缺則被徽商汪氏以五萬兩購得。
在田義眼中，官職就如同市場上的商品，可以明碼標價，隨意買賣。更令人發指的是，錦衣衛北鎮撫司詔獄也成了他斂財的工具。隻要交足兩千兩白銀，犯人即可“病歿”脫身。
詔獄本是關押重犯、審訊要案的地方，如今卻充滿了腐敗與黑暗。犯人們在獄中飽受折磨，而那些有錢有勢的人卻可以通過賄賂逃脫懲罰。權力的腐臭從中樞蔓延至地方。
山西巡撫呂坤在私信中哀歎：“州縣官如市儈，刑名錢糧皆可易。”
地方上，官員們貪汙成風，司法公正被肆意踐踏，百姓們有冤無處申，有苦無處訴。
而鴨綠江畔，硝煙彌漫，戰火從未真正熄滅。日本豐臣秀吉野心勃勃，再度發兵十四萬侵朝。明朝作為朝鮮的宗主國，為了維護自身的宗主地位，不得不重啟抗倭援朝之役。
兵部職方司的塘報如雪片般飛來，每一份都觸目驚心。
萬曆二十五年正月，明軍先鋒查大受部在蔚山與日軍遭遇。日軍憑借先進的火器，對明軍發動猛烈的火攻。查大受部雖奮勇抵抗，但終因寡不敵眾，戰損三千精銳。
六月，水師總兵陳璘率領的八十艘戰船在海上遭遇颶風，最終沉沒海底。此次災難不僅使明軍損失了大量戰船，還損失了軍糧十萬石。
軍糧，是軍隊的生命線，如此巨大的損失，給明軍的後勤補給帶來了沉重的打擊。
這場持續五年的戰爭，如同一個無底洞，已耗儘太倉銀庫。
戶部尚書楊俊民憂心忡忡地奏稱，單是萬曆二十五年，軍費支出即達白銀二百八十萬兩，占全年財政收入的58。巨額的軍費開支，使得明朝的財政陷入了困境。為了籌集軍餉，朝廷不得不增加賦稅，百姓們的負擔越來越重。
軍事係統的潰爛更是令人膽寒。遼東總兵李如鬆英勇善戰，曾在戰場上立下赫赫戰功，然而卻不幸戰死。他戰死後，其弟李如梅為了獲得遼東總兵官的職位，竟以五萬兩賄賂兵部。
在明朝的軍事體係中，官職的任免本應依據將領的才能和戰功，但如今卻被金錢所左右。駐守武昌的楚王衛所，兵冊上記載的兵員有一萬二千之多，然而實際僅存老弱三千。空餉被湖廣巡撫支可大與鎮守太監張曄瓜分。他們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欲，不惜克扣士兵的軍餉，導致士兵們生活困苦，戰鬥力低下。
在陝西，固原總兵麻貴為了彌補軍餉不足，竟縱容士兵劫掠商隊，還美其名曰“借餉於民”。士兵們在麻貴的縱容下，肆意搶奪商隊的財物，百姓們對他們恨之入骨。
四月，驚雷乍響。
而此時，稅監陳奉卻正坐在黃鶴樓宴飲作樂。陳奉，這個由萬曆皇帝親自委任的礦稅太監，在湖廣地區推行著“見礦即稅，無礦則稅人”的暴政。
江夏縣《萬曆二十五年災異錄詳細記載了陳奉的惡行：他的爪牙們以尋找礦產為名，四處橫行霸道。他們掘開民宅地基四百餘處，許多百姓的家園瞬間被毀，流離失所。那些敢於抗拒的百姓，更是慘遭毒手，被逼死的人數多達六十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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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襄陽，陳奉的黨羽強征“桑棗稅”，他們不顧果樹是否結果，一律作價收稅。棗陽農民王嘉胤實在無法忍受這種苛捐雜稅，於是聚眾抗稅。然而，他們的反抗遭到了衛所兵的殘酷鎮壓。三百具屍體被無情地拋入漢江，漢江的水被鮮血染紅。
江南地區同樣未能幸免。
蘇州織造太監孫隆為了滿足自己的貪欲，將織機稅從每張三錢大幅提至八錢。這一舉措使得機戶們不堪重負，紛紛罷織抗爭。
六月十六日，織工葛成義憤填膺，率領兩千名織工奮起反抗。他們衝進稅署，將其焚毀。孫隆嚇得驚慌失措，匆忙逃入杭州知府衙門，才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在鬆江府，致仕禮部尚書董其昌憑借自己的權勢，大肆擴張田莊，其田莊麵積竟達四萬畝。
佃農徐念祖一家的租契清晰地顯示：萬曆二十五年，他耕種二十畝水田，卻要納租米十八石，而當年的水稻畝產僅一石二鬥。沉重的地租使得徐念祖一家生活極為艱難，他們辛勤勞作一年，收獲的糧食大部分都要交給地主，自己卻隻能勉強維持生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