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7月，巴黎市民攻占了巴士底獄，街上的一些女性商販都紛紛拿起武器，提起裙擺，加入了攻占巴士底獄的大軍。各階層的婦女們也都聚集在一起，同他們父兄、丈夫一起為自己的利益而戰鬥。
10月初，受到饑餓和反革命威脅的巴黎人民忍無可忍，以六千名婦女和少數兒童為前導，在馬亞爾的帶領下，於5日向凡爾賽進軍。
6日淩晨，示威群眾攻入王宮，迫使國王一家跟隨製憲議會遷居馬術廳與隔壁的杜伊勒裡王宮。回到巴黎之後，路易十六很快就批準《八月法令》和《人權宣言》，開始向巴黎供應糧食。
從此，法國宮廷被置於國民議會和巴黎人民的監視之下，加強了巴黎作為全國革命中心的地位。
然而，在男人們獲得了政治權利的時候，卻不願意同曾經並肩戰鬥過的女性分享勝利的果實。
1789年8月，製憲議會通過了《人權宣言》，但是“性彆歧視”，這個舊社會的意識毒瘤還盤根錯節的潛伏在社會之中。儘管《人權宣言》雖然宣布了公民的權利，但忽略了女性公民權利和選舉權的問題。
從三級議會、製憲議會、立法議會，再到即將壽終正寢的國民公會，絕大部分議員表示：婦女就是天生的弱者，她們缺乏主見，感情用事，拒絕讓他們參與到公共政治事務的治理中。
甚至，在連“婦女沒有理性的天賦，隻有少數傑出的婦女能夠享有權利。”這種妥協性質的提案，也在議會大廳遭遇壓倒性票數而被否決。
從1790年起，到1793年的上半年，在君主立憲派斐揚派）和吉倫特派當政期間，法國婦女地位有所提升，很多議員默許了婦女“不太過火”的解放運動。
其間，斐揚派的資深議員，以及後來吉倫特派領袖之一的孔多塞，發表了《關於承認女性公民權》的小冊子，他聲稱男女都有平等權利，女性與男性一樣享有天賦人權。
很快，法國婦女開始積極參加各種政治團體，當時較有影響力的“憲法保衛者俱樂部”，“雅各賓友愛會”等等。
不僅如此，1792年和1793年巴黎的婦女們首次攜帶武器，參加了軍事遊行，在對外戰爭爆發後，想方設法入伍作戰保衛祖國，在激烈的戰鬥中，出現了很多與男子一起出生入死，流血犧牲的婦女。
1793年，法國婦女爭取政治權利的鬥爭更加高漲，婦女們用自己的理論將自己融入到了社會政治生活中，她們經常會強調是與男人一起生活在一個共和國中，所以所有成員都應該在公共事務中達成協作。婦女有“協助共同利益”的義務，因為共和國是一個互利的空間，婦女應該參與到公共事務之中。
1793年6月，在對《共和元年憲法》進行全民表決的時候，婦女雖然沒有權利出席初級的會議，但是因為實行了普遍投票的製度，很多婦女仍然和男性分開行使了投票表決的權利。
但是好景不長，等到激進的埃貝爾派控製了巴黎市政廳的時候，共和國政府就開始扼殺君主立憲派和吉倫特派支持下的女權運動，讓婦女所爭取到的一些權利瞬間化為烏有。
1793年10月政府開始下令封閉，將各種婦女團體解散並禁止婦女參加公眾活動，還將婦女參加政治活動當作叛逆罪來處理，並且下令全體婦女回到自己家裡等待新的命令。
革命初期作為中堅力量的婦女不僅被趕回了家，有些女權激進分子還被送上了斷頭台。從此一切成為了過去式，婦女被迫呆在家中，一切的政治權利都被剝奪了。
《女權宣言》就是在此背景下被創作了出來，它的作者奧蘭浦說過一句名言：“如果婦女有上斷頭台的權利，那麼她們也應該有上政壇的權利。
但是法國的雅各賓派並沒有給她相應的權利，隻是送她上了斷頭台，國民議會之後也把婦女逐出了公會席位。德·古日作為婦女權利的支持者，在她被處以極刑兩周後，巴黎公社檢察長皮埃爾·肖梅特發表演說，打壓仍對爭取權利抱有希望的婦女：
“從什麼時候起允許婦女放棄她們的性彆變成男人？從什麼時候起習慣了看到婦女拋棄了對家庭和子女的精心照料，來到公共場所，來到演講台，來到議會，來到我們的軍隊中間，履行天性隻分派給男人的權利？
……
你們）要記住這個‘潑婦’……這個無恥的德·古日……她不去承擔自己的家庭責任，並且妄想參與政治事務，還犯下如此罪行。她的這些不道德的所作所為，已經被法律複仇的火焰所吞噬，你們難道還想要效仿她嗎？不，當你們做回婦女天生應該做的事情的時候，你們一定會覺得那才是你們值得做的事情。”
從雅各賓派的“三巨頭”時代，到安德魯的熱月政府與督政府，不停有政要官員站出來，嚴厲批評和謾罵所謂的“婦女平權主義”，在他們看來婦女參與政治活動就像是潑婦在街上亂逛，受到製裁都是罪有應得。
各種派彆的政治家也表達不能理解和支持婦女運動。比如說，溫和派的領袖，督政府的第四執政官康巴塞雷斯，在他編撰與修訂中的《民法典》中，就確立了丈夫具有“一家之長”的身份，是絕對的權威。
女性運動的之所以失敗，首先是女性沒有取得自己的法律地位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原因。其次她們在經濟上也缺乏自主權，家庭財產都是由丈夫管理，妻子對於財產的任何行為都需要得到丈夫的許可，但是丈夫在支配財產的時候並不用得到妻子的許可，甚至是妻子的工資，都必須由丈夫管理……
這一過程中，安德魯一如既往的保持著“政治正確的道路”，堅持社會主流的道德觀，而不會標新立異。他拒絕公開談及任何有關女性運動的話題，卻始終堅持慈善救濟的主體，必須是老弱婦孺。
此外，安德魯重新將法蘭西的陰性詞，賦予了“母親”的角色。在熱月政府期間，尤其是1795年，他正式進入救國委員會成為法蘭西執政官的時候，“法蘭西母親”一詞，在各種政府的宣傳公文中，正逐漸等同於“法蘭西祖國”。
由此，熱月政府與督政府都先後加大了對處於貧困母親女性）的幫扶力度，包括從成人到嬰幼兒的食物配給與醫藥救助等等。但絕不會涉及所謂的“婦女追求平等權利的運動”。
但在另一方麵，安德魯促使康巴塞雷斯編撰的《民法典》中，將女性不得主動提出離婚的條款，重新整修為：丈夫若存在有危及家庭成員生命並造成嚴重傷害的暴力行為，或是長達12個月時間內拒不履行家庭撫養義務，女方可以向民事法院提出離婚申請。
此外，未來的《民法典》還大幅度調整了丈夫對妻子陪嫁品與婚前財產擁有絕對的支配權之規定，最終確定為夫妻雙方擁有共同的支配權。但僅限於妻子的婚前財產。
還有一點，《民法典》刪除了“女人想要穿褲子套褲），必須要到當地警察局申請許可證”的不合理條例，修正為“女性的穿著隻要不影響禮儀觀瞻與社會風俗，可以不做限製”。
上述這些對婦女的保護措施，已經是穿越者能夠做到的極限了。即便是安德魯已成為法蘭西的獨裁統治者，但他也必須依照社會約定成俗的規則行事，不能隨意引發公眾的強烈反感。
事實上，為了促使女性的離婚權和財產支配權得到公眾的理解，安德魯授意巴黎警察局向中立派報社，曝光了諸多家庭暴力傷人，以及丈夫侵吞妻子財產而導致家庭悲劇的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