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餐廳裡的用餐者中，包括住在旅店裡的一些住客，一個來阿維尼翁的波爾多葡萄酒商人，還有好幾個等候從馬賽到裡昂的公共馬車的旅客。
眾人對於兩位闖入餐廳的人並未太注意，那是對方的衣著極為簡樸，都穿著套褲和翻口長靴，帶燕尾的上裝，旅行大氅和闊邊帽子。這種穿著和當時的普通年輕人沒有什麼兩樣。
然而，那位走南闖北的葡萄酒商人卻留意到兩位年輕人都梳得平平的長發，以及像軍人一樣緊緊地係在脖子上的黑領帶，與巴黎的、裡昂的和馬賽的時髦青年顯得迥然不同。後者都是一些塗脂抹粉的花花公子，他們的腦門上有兩個蓬鬆的狗耳式發團，腦後翹起一個發髻，一條大領帶，飄動的兩端蓋住了下巴頰兒。
年長的大概有二十七八歲，黑發棕眼，相貌有點像愛爾蘭人，披著一件藍色大氅，兩個人應該是由他說了算，因為商人聽出對方習慣施展發號施令的口吻；至於他的同伴，是一個金發碧眼，臉色紅潤的英俊青年，似乎年紀要小兩歲，身上的大氅是淺灰色的。
葡萄酒商人原本想著舉杯搭訕一二，請求對方幫個忙。但很快，他就發現兩位軍官對自己毫無興趣，他們寧可喝著廉價的本地葡萄酒，也不願意品嘗送上前的波爾多的極品拉菲。
“這些家夥一定來自巴黎。”波爾多商人在心中嘀咕起來。
原因很簡單，那些有著偏執狂的巴黎人才迷信於勃艮第地區產的紅酒，始終看不起來自波爾多的美酒佳釀。
想到這裡，勢利的商人隨即也不再搭理那兩個高傲的巴黎人。
過了幾分鐘，餐廳裡的客人在對兩位新來者注視片刻以後，他們的眼光便移了開去，之前被中止的談話又重新開始了。
很快，科隆貝與德馬雷相視了一眼。那是眾人的話題恰好就是攔劫一輛裝載著二十萬法郎政府公款的公共馬車的事件。
這個事件發生在昨天，地點在裡昂前往阿維尼翁的省際公路上，距離阿維尼翁僅有30公裡，也就是他們之前經過的那一片森林。
至於這個故事的敘述人，也是這次公路攔劫事件的主要目擊者，讓·比科，大約40多歲，一位來自波爾多的葡萄酒商人。
此時，一個身形瘦弱的住店女人手挽著身旁胖乎乎丈夫的胳膊，對著葡萄酒商人繼續打聽消息。她問道：“那麼，這位公民，這次搶劫就發生在我們即將前往裡昂的那條公路上嗎？”
“是的，女公民，就在三叉路口過去2法裡，嗯，8公裡的地方。你會注意到有一個危險的地方。公路往上伸去，在兩個小山崗之間變得很窄，那兒遍布著一大片森林，裡麵有不少大塊的岩石，很容易隱藏為非作歹的劫匪。”
“哦，我的朋友，請不要繼續說這些了。”胖乎乎的丈夫一邊安撫著過多擔心的妻子，一邊想著讓眾人結束這個令人煩惱的話題。
怎料，同在大餐廳裡的其他客人卻不答應了，他們紛紛提出自己的看法。
“哈哈哈，沒錯！我就曾經曆過你提及的那個地方，我甚至還對身邊的夥伴說過這樣一句話，‘這個地方真嚇人，我寧願在白天經過這裡，真不想在夜裡經過這裡。’”
說話的是一名學者模樣的年輕人，帶著一副大黑框眼鏡。在18世紀，習慣於往返各個城市間的人群中，除了商人、車夫、士兵、流民，也就是那些四處求學的知識分子。
在大革命之前，這些學者或準學者基本上都屬於貴族子弟。而等到共和時代，巴黎、裡昂與馬賽等大城市的大學已全部麵向平民子弟開放，那些成績優異的學生還能得到政府的助學金。
“哈哈，年輕人，你不知道，對於公路劫匪而言，時間是不分晝夜的。”一名無套褲漢模樣的中年漢子忽然插了一句。
眾人從此人的衣著裝束上看，應該是準備乘坐公共馬車，前往城市郊外的葡萄種植園裡的季節性短工。
“您說了什麼，公民！”那個表情越來越恐慌的羸弱妻子，對葡萄酒商人問道：“難道你是在大白天被扣留的嗎？”
葡萄酒商人比科無奈的點了點頭，說：“沒錯，的確是在大白天，女公民，準確的說是上午十點鐘。”
“他們有多少人？”一直陪著妻子的胖先生見狀，索性也不再遮遮掩掩了，決定要打破砂鍋問到底。
“一共有4個，公民。”
“他們埋伏在大路旁嗎？”
“不！他們都是騎著馬，從岩石背後悄無聲息的冒出來，全身武裝，都戴著麵具。但說話的隻有一個人，他自稱尤斯塔斯。”
忽然，餐廳裡的一位聽眾忽然插了一句，他說：“這是他們的習慣。他們是不是說：‘如果你們不要抵抗，你們就不會受到生命與財產上的任何損害，我們要的隻是共和國的錢財。’”
“一字不錯，公民。”商人再度點了點頭，可等到他看清多嘴之人大氅下麵的那一套黑色教士服後，隨即改口說：“哦，是神父先生！我記得劫匪中有兩個下了馬，把手中的馬韁繩扔給他們的同伴，並命令押車的人把錢交給他們。當然，至始至終說話的人，隻有那個尤斯塔斯。”
13世紀，尤斯塔斯是一名海盜和不法之徒，曾與英國國王約翰和法國國王菲利普·奧古斯都作戰，成為民眾心目中的英雄。在另一時空裡，尤斯塔斯的故事也與羅賓漢的傳說密切相關。
在葡萄酒商人比科的描述中，這輛隸屬於巴黎郵政局兼作為民眾服務的公用馬車上，除了一名馬車夫，還有七個男人和三個女人。
不過，沒有一個人想要進行反抗。那是劫匪們一個個都手持上過膛的短槍，揮舞著雪亮馬刀，命令乘客們不要進行無畏的反抗，他們宣稱自己是“一群堅持正義和公理的抵抗者”。
“哼哼，堅持正義和公理的抵抗者？不就是一群公路劫匪嗎？”科隆貝以嘲諷的口吻重複了一句，眼神中充滿了不屑與厭惡。
“先生！”神父高聲打斷了北方來客的發言，他毫不隱瞞的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場，說道：“無論是路易十八陛下，還是教皇陛下，都曾發布這樣一道旨意，任何懲罰革命的罪行都不是犯罪，包括懲戒那些1789年以來，參加過被稱作革命的醜惡勾當的人！”
此言一出，原本喧鬨的大廳裡再度變得一片寂靜。
儘管同情教會和貴族的阿維尼翁，不同於堅決擁護共和的巴黎，然而這位教士以這種“大逆不道”的言論發表自己的觀點，事後肯定會被人舉報，否則，這座旅店就要倒黴了。
聽到這裡，一向不怎麼生氣的德馬雷不禁皺起了眉頭。阿維尼翁教士的這番言論放在兩年前，一定會被革命法庭送上斷頭台。可即便是政治寬鬆的1795年10月，依然會被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