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九零七年秋天起，各地立憲派便紛紛上書清廷，要求速開國會。而在一九零九年十月各省谘議局第一次開會時，江蘇谘議局議長張謇通電各省谘議局，建議組織國會請願同誌會。
經過一個多月的多方聯絡，各省代表於十二月十八日陸續抵達上海，開會商議請願速開國會之事。
在張謇的策劃聯絡下，一九零九年十二月中旬，十六個省的谘議局的代表，在上海成立聯合會。
聯合各省的督撫和谘議局，要求中央政府召開國會，建立責任內閣。
他們組織了三十三人國會請願團進京請願。名為“谘議局請願聯合會”，請願書出自狀元張謇之手。
主要的要求是一九一一年召集國會，在此之前應設“大政谘詢”，並召開臨時國會，從速組織責任內閣。
請願完全是和平的方式。
都察院的大人們對此類乾涉朝政的帖子向來十分反感，因而沒有為他們代奏。代表們失望之餘，便開始利用各種關係遍謁朝臣，尋求支持。
他們首先去求見的是首席軍機奕匡和其他軍機大臣。
奕匡一向圓滑，他對請願代表說“我亦國民一分子，自必幫忙”，那桐也表示讚成。
在經過他們的爭取後，鹿傳霖和戴鴻慈也表示理解。但在訪問一些皇族親貴的時候，肅親王善耆、貝子溥倫和鎮國公載澤則避而不見。而貝勒載濤和毓朗則表示將“竭力相助”，總算是讓代表們感到些許安慰。
與此同時，各省督撫也紛紛致電清廷，請求“俯從輿論，速開國會”。隨後，禦史江春霖（也是資政院議員）特意上折“奏請縮短國會年限”。不僅如此，連旗民也加入請願隊伍，他們“公推代表，赴都察院呈請代奏速開國會”。在這種情況下，都察院隻好將這些請願書一同上奏。
儘管經過一番很大的波折，請願書還是送達到了最高統治者攝政王載灃手中。
清廷在對請願書答複的諭令中，對代表的愛國熱情表示讚賞，對各地表現出的立憲積極性給予了充分地肯定。
但是，要求大家充分考慮中國的國情，做什麼事都不能過急，所謂欲速則不達。九年立憲既然是已經定下來的大政方針，還是不要改變為好。客客氣氣的拒絕了這一次地請願要求。
請願團的目的雖然沒有達成，但能看出新一屆的清政府，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在克服慈禧太後當政時期的固執和傲慢。至少已經能夠有個平和的姿態，傾聽來自民間的聲音了，這個進步還是應當肯定的；儘管完全是在敷衍。
回想一下當年的公車上書，請願書根本就沒交到皇帝的手中，那麼多人發出的聲音，清廷根本不當回事。
遭到拒絕的谘議局的代表不甘心，也沒有放棄。對於這個結果，各省請願代表們並不感動吃驚。如果請願一次就能成功，那就不叫中國的朝廷了。
於是，他們經過商議後，決定再次發動請願。而且要擴大請願代表的範圍，並廣泛征集請願簽名，以壯聲勢。
同時，請願代表們還製定了章程並成立了“國會請願同誌會”，北京設立總部，各省各埠設立支部，隱然已有政黨之雛形。
一九一零年六月初，經過“國會請願同誌會”的努力，各省代表們再度進京，發動第二次請願。
這次請願代表擴大到一百五十人，除了各省諮議局議院外，還包括了各省商會、學會及華僑代表等。而且，令人鼓舞的是，這次請願還征集到三十萬人的簽名，其規模遠遠超過第一次。
進京請願代表再次來到都察院，呈遞了十份請願書。雖然十份請願書各有側重不同，但結論隻有一個，那就是“速開國會才是弭亂救亡之策”。請願代表們還警告說，如果不速開國會，“漢唐元明末造之禍，必將複見於今日”，與其等“大難已作同遭玉石俱焚之慘，何不及今力持大體，俯順民情，速開國會，以弭亂於無形乎？”
這次都察院沒有為難，而是立刻代奏朝廷。
請願書上去後，朝中大臣開始分化，有人力主“嚴旨震嚇”，以免代表們“嘵嘵不休”；有人則認為“民心不可失，民怨不可積，須婉言對付，免生枝節”。據說載灃看到請求立憲的簽名者已經有三十萬之多時，也曾忍不住拍案大呼“人民請願如此之多，倘再不準，未免大失民心！”
但是，這些大員們討論下來，覺得還是不能輕易服軟；萬一這先例一開，以後這些老百姓都群起效尤，朝廷的威嚴何在？豈不是留下極大的麻煩。
於是，六月二十一日下發諭詔，以“財政困難，災情遍地”為由，堅持“仍俟九年籌備完全，再行降旨定期召集議會”。
這一次的拒絕態度強硬，明確提出“宣諭甚明，毋得再行瀆請。”已經有些不耐煩了。
很遺憾，這個政府畢竟還沒有學會如何正確麵對，人民日益增強的民主意識，如何傾聽發自民眾地呼聲，更談不上正確對待民眾的請願活動。
第二次請願失敗後，代表仍未氣餒，他們通電各省“務必再作第三次請願之舉，矢以百折不撓之心，持以萬夫莫拔之力，三續，四續，乃至十續，或可有望成功。”於是，他們便展開了規模更大的第三次國會請願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