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案發生後，趙爾豐發布戒嚴令，緊閉城門。各街加兵防守，兵逼商人開市，封鎖郵電交通，繼續逮捕同誌會骨乾和青年學生，砸抄鐵路公司和鐵道學堂，查封所有宣傳保路鬥爭的報刊。
血腥的屠殺不可能遏止人民的反抗，就在成都血案發生的第二天，各地同誌軍便紛紛揭竿而起，猛撲成都。保路風潮遂由同誌會的文明爭路演變成全川同誌軍的武裝大起義。
成都附近十餘州縣以農民為主體的同誌軍，在同盟會員和哥老會首領秦載賡、龍鳴劍、侯寶齋、張捷先、張達三等人率領下，四麵圍攻省城，在城郊紅牌樓、犀浦等地與清軍激戰。
僅在十餘天內，成都附近州縣的同誌軍“皆呼號而起”，“每縣數起，每起數千或至數萬”，從四麵八方把成都圍住。
這些起義隊伍總數不下二十多萬，統稱為保路同誌軍或國民軍。他們砍斷電杆，阻截交通，扼守要道，與清軍戰鬥不下數百次，多次重創清軍。
同誌軍圍攻成都十幾天，由於缺乏統一的組織指揮和作戰經驗，武器裝備又不足，沒能攻下成都，他們就分散進入地方各州縣。
在四川的各州縣中，榮縣的群眾基礎較好，同盟會會員王天傑就在這裡從事革命的聯絡和組織工作，並組織民團一千餘人。
九月二十五日，同盟會員吳玉章、王天傑等宣布榮縣獨立，這是辛亥革命時期革命黨人最先建立的革命政權，成為成都東南反清武裝鬥爭的中心。
清政府獲知成都被圍和四川各地同誌軍起義的消息後，嚇得手忙腳亂。調派端方從湖北帶新軍日夜兼程入川（端方帶兵到四川資州時被相應武昌起義的新軍斬首），並命令曾擔任四川總督的岑春煊前往四川，會同趙爾豐辦理剿撫事宜。
繼川西的同誌軍起義後，川東地區的群眾也紛起響應，占領城口縣城以及大足縣城。這時，西昌地區的彝族和川西北的藏族與羌族群眾，也都加入同誌軍的行列，同清軍作戰。到十月上旬，同誌軍起義的烽火已燃遍了四川全省。
清廷又急從湖南、廣東、陝西、甘肅、貴州、雲南等省派兵前往四川增援。
湖北新軍被調入川，造成了武昌空虛，給武昌革命黨人發動起義了一個絕好的機會。如果沒有立憲請願活動、保路運動、特彆是遍布四川的“同誌軍”地暴動，武昌起義的勝利是很難設想的。
袁家的人發現，自家老爺這段時間特彆的亢奮，特彆的關心時局，關注各方麵的消息。
已經好些天沒“蓑衣垂釣”了，一再地叮囑家人，有電報和信件，要第一時間拿給他。
大家都有一種預感，這個家的平靜生活可能要被打破了。
事實上，從去年的年底起，朝廷就開始不斷有人呼籲，要求重新起用袁世凱，特彆是外務部的呼聲更高。
袁世凱在外務部時，對下屬要求特彆嚴，大家都很懼怕他，也很煩他，幾乎都盼望他快點離開外務部。
他被開缺時，雖然沒有人敢有所表示，但絕大多數人心裡是樂開了花的。
但袁世凱離開後，外務部的業務處處乾不上去，總是遭致方方麵麵的指責，大家又想起了袁世凱在的日子。
那時候累是很累，每天也很緊張，但乾起事來痛快呀！也有成就感。
一九一零年十一月以後，唐紹儀因為外交上屢屢受挫，幾乎天天鼓動軍機大臣們起用袁世凱，以應付外交上所麵臨的危機。
這是個真誠的人，他一直被視為袁黨，但卻無所畏懼。從袁世凱被開缺的那一天開始，就公然為其鳴不平。
東三省，由於日、俄都在加快侵略地步伐，為應對東三省的危機，以奕匡為首的十多名重臣，力保袁世凱出任東三省總督。
當責任內閣遭到各方麵的攻擊時，協理大臣那桐心灰意冷。在提出辭呈時，竟公然說，自己這樣的人，十個也頂不住一個袁世凱。
徐世昌為避嫌，不好直接提袁世凱的名字。但幾次提出要求，破格啟用扶危濟困之才，誰都能聽出來，這扶危濟困之人，是非袁世凱莫屬。
就連載灃的親弟弟，海軍大臣載洵等人，也認為應當起用袁世凱。
一些列強，也大造袁世凱應東山再起的輿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