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零六年入郝穴預備中學堂學習，時逢民主革命運動興起，他與同學熊德山、寧郭開、錢鐵如等二十餘人結為輔仁社，任社長，宣傳革命。
一九零九年考入保定直隸高等農業學校；發起成立保定學生斷發會；並組織共和會，在京、津、晉、桂、粵、鄂發展會員。
辛亥武昌首義爆發後返鄂，任都督府高等偵探科長、鄂軍水陸總指揮，大彆山要塞監督等要職。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中旬，奉黎元洪之命，以鄂軍全權代表身份赴京、津。月底，胡在津成立津軍司令部。十二月二日，成立鄂軍代表辦事處，胡兼任總指揮，又成立北方革命協會，被推為會長。
曾策劃行刺袁世凱。
據胡鄂公在他所著的《辛亥革命北方實錄》記載
汪精衛與袁世凱結成政治聯盟後，汪曾將革命黨在京、津、保的情況全盤給袁世凱。
袁“投之以李”，對汪說“汝能持之，則團體之發展，暗殺之組織，恣汝為之可也。”
可見，袁世凱極希望通過汪精衛來掌控北方的革命黨的活動。
十二月三日，汪精衛由天津趕赴北京，“說者謂兆銘之赴京，係奉世凱之召，與處決王熙普有關者；又有謂世凱之召兆銘，於議和進行事有所谘詢者。”
汪精衛走之前曾對胡鄂公說“清我兩軍漢口談判，現已停戰議和，吾黨同誌，在此停戰期內，幸勿有所行動，致啟背約之責。”
汪精衛在北方的所作所為無疑引起黨人的懷疑，誠如黨人葉季高所言“兆銘已受袁世凱之撫。”
事實上，汪精衛也確始終堅持認為南北議和期間，北方革命黨人應該遵守諾言，停止革命活動，協助南北和議的順利進行。
十二月六日，胡鄂公到北京，驅車趕往鎮江胡同李煜瀛寓所，前去會唔汪精衛、李煜瀛。
他問汪“此間政情變化如何？天津謠言多，謂清室內閣自相殘，得無有利於革命乎？”
汪說“今晨監國攝政王引咎辭職，大憝已去，此後軍政大權應集中內閣，和議談判當較易進行。停戰時期，或可繼續延長，此則於革命有利耳。”
胡說“武昌起義五十餘日，而響應獨立者十有餘省，是不啻我拒絕未獨立各省之響應也。此則有利於世凱，於革命何有？”
汪說“世凱今已傾向共和，世凱之利，亦即革命之利。”
十二月二十一日，胡鄂公偕張先培由津赴京。在鎮江胡同會見汪精衛。
汪曰“現當停戰議和之時，吾黨京、津、保一帶同誌，自宜遵守諾言，不可有所行動。惟於暗殺一事，在必要時仍須執行耳。……吾等京、津、保各處同誌，亦猶各省之革命軍，現各省革命軍既已停戰，吾京、津、保同誌自宜停止行動。
“但有阻撓和議於此停戰議和時者，是即破壞革命之人。故於必要時，暗殺仍須執行也。”
胡鄂公反駁說“破壞革命之人，應與以暗殺者是也。然和議非革命，不能謂阻撓和議即為破壞革命之人。且停戰範圍僅及於湖北、山西、陝西、山東、安徽、江蘇、奉天諸省，而無京、津、保等地，我雖停止行動，彼仍逮捕槍殺奈何？”
汪說“此過慮也，望為我轉告諸同誌曰項城期望於和議者甚殷，且治軍嚴，當無如此軌外行動。”
在這種理念的支配下，汪精衛在南北議和期間，雖對京津保地區的武裝起義進行了很多乾預和阻撓。
由於汪與袁來往密切，北方革命黨人的活動，很多沒有讓汪知道或參與。
如十二月九日上午，京、津、保、灤、通、石家莊、任邱同誌開會於保定西關直隸高等農業學堂。
到會者有二十餘人（無汪），會議議決二十八日舉義於任邱，京、津、保、灤、通、石家莊各地，藉以牽製袁世凱進攻山西之師。
到會張先培、薛成華等提議，組織暗殺團刺殺袁世凱和張懷芝，以除革命障礙而作報複。刺袁暗殺團由張先培負責組織，刺張暗殺團由薛成華負責組織。
由於汪對北方黨人的影響不大好，“以汪任中國同盟會京、津、保支部部長故，鹹不欲參加同盟會，然又不可不使之以儘其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