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曠代逸才”四字是民國三年五月袁親題橫匾贈給楊度，楊有謝恩折
“為恭達謝忱事五月卅一日奉大總統策令，楊度給予匾額一方，此令等因。奉此。旋因政事堂頒到匾額，賜題‘曠代逸才’四字，當即敬謹領受。
“伏念度猥以微材，謬參眾議，方慚溺職，忽荷品題，維祓飾之逾恒，實悚惶之無地。幸值大總膺艱巨，奮掃危疑，度得以憂患之餘生，際開明之嘉會，聲華謬竊，返躬之疚彌多，皮骨僅存，報國之心未已。所有度感謝下忱，理合恭呈大總統鈞鑒！”
對日問題告一段落後，就有投機政客徐佛蘇、丁世嶧等看出袁的隱衷，秘密呈請袁世凱改行帝製，袁世凱於是命夏壽田把這些意見就商於楊度。
袁最初是想叫楊做一個居間人，與徐佛蘇、丁世嶧等聯絡，幕後指揮徐佛蘇等組織一個研究國體問題的學術團體，並網羅一些名流參加。使這個團體能影響和領導民意，借為帝製打下基礎。
袁世凱自己既不能發號施令，也不能親自指揮，因此由楊度擔任最為適當。不要楊出麵，是因為楊和其關係太深，色彩太濃，楊出麵就讓人看出這是自拉自唱的戲。
可是楊度卻不想錯過這千載良機，堅持親自出馬，不願做無名英雄。
夏壽田轉達袁的意見，叫楊聯絡當時知名之士研究帝製問題，他於是邀請了五位有名人物，是孫毓筠、胡瑛、劉師培、嚴複、李燮和，加上楊度自己，總共六人，後來這六人被稱為“洪憲六君子”。
一般說來，能獲得幾君子之稱，應當是幾個人乾了什麼好事。例如戊戌六君子。拉曆史的倒車而被稱作君子，很讓人費解。或許是因為這些人個個是大家，都有輝煌人生。
孫毓筠（1869年—1924年），原名多琪，字竹如，號少侯，又號夬庵，??安徽壽州人。
孫毓筠的祖先是山東濟寧人，因逃荒移住安徽壽州城外二十裡的大柳樹鎮。這個逃荒者有兩個兒子，大兒子以販布發家，就是孫毓筠一房。
小兒子讀書，其後人孫家鼐中了狀元，官做到大學士。說起來，按輩份孫毓筠是孫家鼐的侄孫。
孫毓筠受了桐城人吳樾行刺五大臣的感召，前往東京參加同盟會。同盟會派他到南京運動新軍響應萍醴起義，不幸被捕。楊度曾竭力營救他，兩江總督端方因為他是孫家鼐的侄孫，所以維護他，僅判五年徒刑。
辛亥革命時，孫毓筠獲得自由，任江浙聯軍總部副秘書長，不久被舉為安徽都督。後來到北京去，便與國民黨斷絕了關係。
二次革命後，孫一麵倒向袁世凱，先後做過約法會議議長，參政，又組織過憲政研究會。
胡瑛（1884年—1933年），湖南桃源人。原名宗琬，彆號經武，早年肄業於長沙經正學堂，曾與吳樾同謀行刺五大臣。是黃興的弟子，興中會，同盟會會員，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的組織者之一，因身份暴露而被捕。
辛亥起義後，他跨出了牢門，任武昌臨時外交部長，南京臨時山東都督。與宋教仁、覃振並稱桃源三傑。畢業於日本私立第一學府早稻田大學。
他和楊度是好朋友，於民國四年五月下旬到了北京。
這是個慣走極端的人，革命革到極端，反動也反動到極端。後來他最怕人家向他做六的手式橫一個六指是六君子之一，豎一個六指大拇指放在嘴唇是笑他的大煙癮。
孫毓筠、胡瑛兩人自二次革命失敗後，同黨中人或死或逃，他們認為國民黨翻身的機會不多了，因此就另走門路。
這兩人，如果當年革命被捕時，即綁赴刑場，慷慨就義，那麼日後便是轟轟烈烈的革命烈士了。不幸清吏成全了他們，把他們從烈士祠一腳踢出來，他們自己卻也糟蹋了自己，走了很大一段彎路。人的際遇真是難說。
劉師培（1884年—1919年11月20日），字申叔，號左盦，江蘇儀征人。著有《攘論》、《中華民族誌》等。曾和章炳麟創立光複會，是一位國學家。在國學方麵著有《國學發微》、《清末學術史》、《左庵文集五卷》、《談左劄記》、《論文雜記》、《中古文學史》等書。曾投在兩江總督端方的門下，後到四川任國學院主講。民國後章炳麟介紹他到北京大學擔任文科教授。
楊度發表《君憲救國論》，他也發表《國情論》和《勸告舊同盟會諸同誌》的公開信。被袁政府聘為谘議。
他也上了一篇謝恩折
“竊師培業耽七略，才謝三長，孝標洊曆艱屯，子駿冀興古學，自維檮昧，幸值休明，綜鄒魯之七經，昔慚呫呫嘩。誦唐虞之二典，今睹都俞，恭維大總統乾德誕敷，謙光下濟，風宣衢室。化溢靈台，訪辛尹之遺箴，聘申公以束帛，偕偕士子，伸風議而遂棲遲，駛駛征夫，詠諮諏而懷靡及。
“顧複不遺葑采，忝備蕘詢，班國士之外傳，進漢臣於前席，俾聞國政，責以春秋致用之方，遂候禁官，置之朝夕論思之地，寵光曲被，隕越滋虞，惟有仰竭涓埃，冀圖報稱。中遠猷於辰告，勵亮節於寅恭。爾有嘉謀，庶備南官之專對，朝無闕事，願窺東觀之遺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