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後，黎元洪委他為長江下遊招討使，他到上海策動警察響應起義，在吳淞掛了一個“光複軍總司令”名義。
刺殺宋教仁案發生後，他由湖南到了北京，以調和南北自任，實際上是因為窮得沒有飯吃，想借此找機會。恰巧碰上了楊度，即被楊所收羅。
民國四年八月上旬，袁世凱的美國顧問古德諾要回國時，袁授意他寫了一篇《共和與君主論》，並命法製局參事林步隨譯成中文，送交《亞細亞報》發表，正式拉開了恢複帝製的序幕。
緊接著，楊度的籌安會登台表演了。
八月十四日，楊度、孫毓筠、嚴複、劉師培，李燮和、胡瑛六人聯名通電全國，發表籌組籌安會宣言，全文如下
“我國辛亥革命時，中國人民激於情感。但除種族之障礙，未計政治之進行，倉卒之中，製定共和國體，於國情之適否？不及三思，一議既倡，莫敢非難；深識之士雖明知隱患方長，而不得不委曲附從，以免一時危亡之禍。
“故自清室遜位，民國創始絕續之際，以至臨時、正式遞嬗之交，國家所曆之危險，人民所感之痛苦，舉國上下皆能言之，長此不圖，禍將無已。
“近者南美、中美二洲共和各國如巴西、阿根廷、秘魯、智利等莫不始於黨爭，終成戰禍，葡萄牙近改共和，亦釀大亂。其最擾攘者莫如墨西哥，自麥亞士遜位之後，乾戈迄無寧歲，各黨黨魁擁兵互競，勝則據土，敗則焚城，劫掠屠戮，無所不至，卒至五總統並立，陪國家於無之慘象。
“我國亦東方新造之共和國家，以彼例我，豈非前車之鑒乎？美國者世界共和之先達也！美人之大政治學者古德諾博士即言，‘世界國體，君主實較民主為優，而中國則尤不能不用君主國體。’此義非獨古博士言之也，各國明達之士論者已多，而古博士以共和國民而論共和政治之得失，自為深切明著，乃亦謂中美情殊，不可強為移植。
“彼外人之軫念吾國者且不惜大聲疾呼，以為吾民忠告，而吾國人士乃反委心任運，不思為根本解決之謀，甚或明知國勢之危，而以一身毀譽利害所關，瞻顧徘徊，憚於發議，將愛國之謂何？國民義務之謂何？
“我等身為中國人民，中國之存亡，即為身家之生死，豈忍苟安默視，坐待其亡！用特糾集同誌組成此會，以籌一國之治安，對於國勢之前途及共和之利害，各攄所見，以儘切磋之義，並以貢獻於國民。國中遠識之士，鑒其愚誠，惠然肯來，共相商榷，中國幸甚！”
宣言中所謂的“國中深識之士”，就是影射了袁世凱，以“明知隱患方長，而不得不委曲附從”，為袁世凱的忽而讚成共和，忽而改行帝製的反複無常而辯護。把美國大政治學者古德諾抬出來，舉了那麼多拙劣的例子，竭力證明君主較民主為優，中國不能不施行君主政體；
最後硬性地作出結論，明確地提出君主製較民主製為優。
八月二十三日，籌安會在石駙馬大街正式成立，推楊度為理事長，孫毓筠為副理事長，嚴複、李燮和、胡瑛、劉師培為理事。
楊度如此熱衷於君主製，肯定有趨炎附勢的動機在作祟，但不能否認，那個時候，他在思想上就是這樣地認識。他是學者，基本的良知還是有的。楊度的一生，極富戲劇性，這個曾經的搞複辟倒退的吹鼓手，最後竟加入了共產黨，成為了一名社會主義者。
籌安會給會員的通知說“本會宗旨，原以研究君主、民主國體二者以何適於中國，專以學理之是非與事實之利害為討論之範圍，此外各事，概不涉及。”
籌安會成立後除了發表宣言外，還電請各省將軍、巡按使及各團體選派代表晉京，共同討論國體問題。全國都知這是袁家班的把戲，做官的趨炎附勢，為保持祿位，紛紛複電讚成，並答應派代表入會。
不久，湖南、吉林、安徽、南京等處相繼組織分會；隻有廣東分會取名為集思文益會，係梁士詒派所組，不肯依附於楊度的籌安會。
籌安會雖然通知會員說“本會宗旨，原以研究君主、民主國體二者以何適於中國，專以學理之是非與事實之利害為討論之範圍，此外各事，概不涉及。”
然而，在會員填寫入會書後，發現籌安會並不是個研究機構而是一個行動機構，它的行動就是“勸進”。
對於誌願參加入會的人來說，巴不得這是個“從龍”機會，所以當籌安會把投票紙分彆發給各省代表，請他們在紙上填寫“君憲”或“共和”時，大家當然一致填寫君憲了。
籌安會做了一個好像今日美國蓋洛普民意測驗的工作，然而它的民意卻都是假的，雖是假的，卻假戲真做。
接下來，籌安會發表了主張“君主立憲”的第二次宣言。
這個宣言分為求治和撥亂兩部分。求治部分是要“去偽共和而行真君憲”；撥亂部分則說“無強大之兵力者，不能一日晏於元首之位。……憲法之條文，議員之筆舌，槍炮一鳴，概歸無效。所謂民選，實為兵選。”
結論是“撥亂之法，莫如廢民主而立君主；求治之法，莫如廢民主專則而行君主立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