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黎元洪和軍政府很得體的處理涉外關係，十月十七日，駐武漢英、法、德、俄、日五國領事，公推英國領事葛福為代表，遞交了一份公函。
葛福盛讚革命軍勇武文明，感謝對外僑和外駐機構及教堂的保護。明確表示承認民軍為交戰團體，五國對民軍與清廷的戰事，嚴守中立。
黎元洪表示感謝，說保護外僑、教會、外駐機構，是一個正常的政府必須作的事情，軍政府這樣做是題中應有之意。他提起幾年前的庚子事件，指出，雖然從根本上說，是強國對弱國的欺辱，但清廷的無知和不論是非的排外政策，也是釀成此禍的重要原因。這種愚蠢的舉動，不但給相關各國帶來傷害，也給自己國家帶來災難。所以，本軍政府才起來革這個腐朽的王朝的命。
言道“這些年來，清廷對人民更加猜疑，湖北自瑞澂到任後，采取高壓政策，搞得天怒人怨，湖北的革命是不得已而為之，請貴領事多對各國做解釋工作，儘快讓大家了解我們，理解我們，進而支持我們。”
接著，黎元洪布置人，備下答謝函五份，交由葛福帶回，葛福滿意而歸。
把民軍作為交戰團體，就是軍政府和清廷處於同樣的地位，這無疑是對軍政府有利的。為了實現這一點，黎元洪功不可滅。
剛剛送走了英國領事葛福，原八省膏捐大臣柯逢時求見。
柯逢時（1845～1912年），也作鳳遜，字遜庵，懋修，號巽庵，彆號息園，是湖北省大冶市金牛鎮袁鋪村老鴉泉灣人。光緒九年（1883年）取進士，點翰林，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
曆任江西按察使、湖南布政使、廣西巡撫、兵部侍郎、“督辦八省膏捐”大臣、兼總理各國事務大臣、湖北鐵路協會名譽總理等職。辛亥革命前，授浙江巡撫，未赴任，居於武昌。
柯因是湖北人，對武昌的革命特彆地關注。開始，因對武昌首義不了解，采取觀望態度。軍政府成立後，特彆是黎元洪被推舉為大都督後，看了軍政府和黎元洪發的一係列的布告，改變了態度。他家境富裕，曾捐款三十萬支持武昌革命。
這些事黎元洪自然是很清楚的，所以對柯逢時格外地尊敬。
坐定後，黎元洪很客氣的問對方的來意？柯逢時說他感覺到了，目下，最主要是安定民心，雖然革命軍的紀律很嚴，從不擾民，但社會秩序還是叫人放不下心，市麵上搶劫之事，還時有發生。革命軍方麵，如果能把社會秩序進一步管好，搞好保境安民，他願意追加捐款。
黎元洪明確表態，現在，整頓秩序的布告已發出，具體要求已明確，下一步的關鍵是抓落實。
“先生已經大力支持了我們，追不追加捐款，這社會秩序也是要花大氣力抓的，大家起來革命，歸根結底是讓老百姓有個安定的生活，是讓老百姓能過上好日子。”
說完，黎元洪起身，給柯逢時深深鞠了一躬，說是代表軍政府，代表全體革命軍，對於柯逢時表達了感謝。
像柯逢時這樣的有些守舊思想的人，他們對軍政府的態度有很大的社會影響。努力爭取這部分人的支持和理解，關係重大。
黎元洪隨後將其聘任為軍政府總文案。
武昌首義後，全國的革命形勢一派大好，很快湖南和江西相繼光複，極大的聲援了武漢的革命，特彆是湖南起義的成功。兩湖的革命黨人，本就一直保持著溝通，現在，湖南可以成為湖北的可靠後方。
南洋僑商，用韻文發來賀電，更是鼓舞人心。
黎元洪被推舉為都督後，頭上還拖著一條長長的辮子。當時的革命黨人，大多是二十幾歲的年輕人，血氣方剛。這條清軍入關後，讓老百姓拖了二百六十幾年的辯子，敢不敢剪掉，在當時是被視做是不是決心革命的一個重要標誌。
黎元洪頭上的這條辮子，對大家的革命熱情，是有一定影響的。但是，雖然很多人對黎元洪的辯子有看法，有意見，但也隻是在背後議論，懾於黎元洪是大都督，不敢當麵提出。
不聽邪的人總是有的。
這一天，新軍中一個叫陳磊的年輕人，大膽的對黎元洪說“您是我們的大都督，頭上拖著個辯子像什麼樣，您知道嗎？很多人不敢剪掉辯子，就是在看著您，您應該為大家做個榜樣。”（這個叫陳磊的年輕人，也非尋常之人，是參加中共一大的陳潭秋的哥哥）
蔡濟民等見有人帶頭說了，也圍過來勸說。
黎元洪摸著頭上的辯子笑了，說“你們做事情，不要如此激烈，更不要走極端，不就是一條辯子嗎？多了不起的事？我早就在軍中說過，剪不剪編子，全憑個人自願。大家既然看我的這條辯子不順眼，明天找個剃頭匠來，剪掉就是了。”
聽了黎元洪的話，幾個年輕人哪還能等到明天，生怕黎元洪出爾反爾，馬上就有人跑出去找來了剃頭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