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麵提到了，蔡濟民、蔣翊武、張振武、吳兆麟、吳醒漢在臨時政府均榜上無名。
孫武到上海活動，想給自己謀個軍務次長的位置，結果沒人理睬，失望至極。
籌建臨時政府時，中山先生剛從海外歸來，對國內情況不了解，人事安排多由黃興說了算。
當時，湖北籍議員劉成禺等向孫中山建言“宜寵異武昌諸將，勿令怨望。”
但黃興對首義諸公有成見，拒絕推介，中山先生也沒引起重視。
在此期間，於佑任曾專門訪問黃興，提議應考慮武昌首義的同誌，但黃興一意孤行。
武漢的革命黨人當然不滿，諷刺南京臨時政府是“敗將逃官，沆瀣一氣。”
當時，還有一些在南京的鄂籍軍官，如湖北沔陽人唐克明，陽新人石星川，營岡人夏占奎，本也指望能得個一官半職的，沒想到都一無所獲。
對臨時政府用人不滿的人紛紛聚集到了孫式周圍。
鄂籍的議員劉成禺聯絡這些失意的黨人和政客，於一九一二年一月底在上海成立民社，拉起了與同盟會對抗的大旗。
那麼多人提醒，中山先生沒能引起注意，黃興了解情況，但又固執己見。革命離成功還有很遠的路要走，為了這些有今天而未必有明天的臨時的職位，革命陣營卻分裂了。
民社與同盟會，無論在綱領，訴求和奮鬥的目標都沒什麼大的分歧，但是，隻要是一方的主張，另一方大多就會反對，所謂，為了反對而反對。
可謂。江山還沒打下，就急於坐江山。革命尚未成功，黨人已經因爭權奪勢而分裂，實在是令人歎息。
那時，湖北人黃侃為上海《民生日報》經理，於是，《民生日報》便成了民社的喉舌。攻擊同盟會，成了這個日報的一大特色。
比如，民社一成立該報就發表劉璦的文章，文章提出“中國乃中國人之中國，非同盟會之中國，由來革命之功，黎君創其始，袁君終之也。除此二君成功之外，國民不與焉……”
把創立民國的功勞，歸到了黎元洪和袁世凱身上。
同盟會的報紙不能不反擊，這也就更加劇了二個政黨間的矛盾。
民社的發起人除孫武和劉成禺外，還有黎元洪、藍天蔚、譚延闓、王正廷、朱瑞、張振武、吳敬恒、寧調元，孫發緒等。
民社眾人推舉吳稚暉為總乾事。
吳稚暉（1865年3月23日—1953年10月30日），名敬恒，字稚暉，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書法家，中央研究院院士，聯合國“世界百年文化學術偉人”榮譽稱號獲得者。出生在江蘇武進的雪堰橋一帶。
民社中主事之人當屬孫武，最活躍者要屬孫發緒，黎元洪則是後盾。
不久，孫武又與劉成禺、唐克明、石星川等回湖北，在武昌成立分社。推舉黎元洪為理事長，公開與同盟會在湖北分道楊鏢。
黎元洪撥款三萬，做為經費支持。
湖北參加南京參議院有劉成禺、時功玖、張伯烈。時與張是老同盟會會員，但都對黃興的專橫跋扈不滿，倒向了孫武一邊。二人成了民社在南京的代理人，南京這邊有什麼動靜，通過他們，湖北很快就能知道。
於是，內耗和內鬥就成了南方革命黨人的一大噩夢。
湖北與南京臨時政府之間的對立，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一是在軍權方麵，大元帥本來是在臨時政府沒有大總統時，代行總統職務。按理有了大總統，這大元帥也就不存在了。但是，黎元洪不管這一套，有需要照樣行使大元帥的職務，雖然這大元帥也實在沒有什麼權力和權威。
二是在財政方麵。南京臨時政府可謂身無分文，湖北軍政府的日子雖然也不好過，但因為是首義聖地，得到的各方讚助比較多。加之黎元洪管理和理財有方，比南京那邊情況是要好很多的。比如上次，黃興打了敗仗離開，和黎元洪開口，儘管黎元洪那時也很難，還是一下子就給黃興帶走二十萬。但這是那個時候，現在，湖北無論如何，不會對南京財政支持了。雖然，南京那邊，特彆需要。